你知道吗？马铃薯促进了人口发展和社稷安定

　　无论中外，囯富民丰无不以粮为基，粮食丰足的盛世则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马铃薯之于近代人类历史的发展尤著于其他作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野蛮和文明部分，将马铃薯的出现和人类使用铁器并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页）。正如马铃薯与欧洲世纪的人口增长密切关联一样，因其尤为山民食料所资，在中国近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如史籍所载，马铃薯在世纪早中期多地就有栽培，由最初的度荒救灾的救命粮逐步成为世纪乌蒙、武陵和秦巴山区乡民的主食。马铃薯的发展历史与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中国人口发展史研究显示，明洪武二十六年（年）全国人口约万，明末人口峰值大约。亿。然而，明末清初余年，战乱频仍，瘟疫灾荒连年，至雍正十二年人口下降至万。在康乾盛世期间，全国社会稳定，生产普遍恢复。康熙二十四年（年）全国人口增长至亿，康熙三十九年（年）上升到亿，乾隆五十九年（年）突破亿，至咸丰元年（年）达到亿。有学者认为，明嘉靖年间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与推广，使明朝后期人口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乾隆时期大规模推广种植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很显然，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互为因果。
　　人口的持续增长亦带来了粮食供给的巨大挑战。自宋开始的数百年间，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土地耨耕殆尽。与之相反的是，西南因崇山峻岭阻隔，地广人稀，农业生产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状态。同时，由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个独立割据的小朝廷，对边境安全和中央朝政形成了重大威胁。晚清左宗棠有云，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双重胁迫的形势下，自明永乐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制度，以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到雍正九年（年），滇、黔、桂、川、湘、鄂省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废除了土司制，实行了一定任期的流官治理的政治建置改革。改土归流制度鼓励人口迁移，既是稳定这一改革的政治所需，也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的矛盾。
　　改土归流成功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成千万汉民落籍于西南、川陕边境及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土家族山区，同治利川县志物产卷记述：自改土以来，流人麇至。同治恩施县志风俗志卷有：各处流民挈妻负子，接踵而至，流人遍满乡邑。同治宜昌府志风俗志卷载：设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垦者甚众。仅以康熙至道光年间的四川为例，移民极其后裔为这一地区就增加了多万人口。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实施与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成为改土归流制度稳定的基石。同时，移民提升了当地垦殖、采矿、教育和经商水平，建立起了国家民族治理的政治体制。改土归流中移民落籍和稳定的根本前提则是温饱问题的解决。而西南高寒地区的粮食作物只有马铃薯和荞麦才适应，但荞麦产量远不及马铃薯。同治恩施县志卷七载：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穷民赖以为生。同治宣恩县志卷十载：宣民居低山者除稻谷外，以甘薯接济正粮，居高山者除包谷外，以洋芋为接济正粮。高寒山区地广人稀，是移民入籍和垦荒置业的重点地区。马铃薯在世纪西南地区的繁衍和大范围的推广，对实施改土归流的定国安邦制度，缓解人口增长压力，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平衡，起到了可以称之为压舱石的作用。翟乾祥研究了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乾隆三十年后，马铃薯应人口骤增和粮食短缺的现实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文章的注释写道：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并成种源区。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何炳棣总结美洲作物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认为，美洲作物传华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长期的革命。马铃薯在中国粮食作物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只有马铃薯才可以部分地征服贫瘠苦寒的高山地带，是绝对‘边缘’的粮食作物。
　　世纪前后a，外侮不断，战事连年，包括年的第次鸦片战争，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之间的军阀混战，年的抗日战争等。战争加上灾荒，国家积贫积弱，饥馑遍野。石城千仞，无粟不能守，粮食成了需要解决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首要问题。如果说清末民初马铃薯的发展主要源于民间自发，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铃薯则作为战略需求受到了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一页。侵略者的杀戮、灾荒等造成劳动力不足，田园荒芜，水利设施毁损，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在国民党管辖区、日伪占领区以及抗日根据地都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以解决民食军需问题。日伪占区从朝鲜和北海道分别引进马铃薯品种延边红和男爵，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种植以作民食，而将小麦、稻谷等征作军粮。民国时期专门设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扩种马铃薯。在抗日根据地，面对经济封锁之殊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垦荒自救，马铃薯就是大力扩种的农作物之一。中国农业博物馆刘彦威记述，为丰富边区的食物资源，延安光华农场引进了美国白皮马铃薯（USDA）和四川彭县黄皮马铃薯。由于马铃薯适应性强，且便于贮藏，既可作蔬菜，又可代粮食，所以边区政府于年发出通知，要求推广马铃薯种植，作为备荒自卫的重要措施。改良农作法是增产粮食最中心的问题，主要措施是新修水利、精耕细作和推广优良品种和高产作物。引进推广的美国白皮和彭县黄皮马铃薯品种分别达到了和kgm，高出当地品种kg以上。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马铃薯的推广，指出推广种植洋芋，也是增产粮食的重要办法之一。年，边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占粮食面积的。
　　年月日边区政府专门发文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为指示推广种植洋芋，要求除保持原有洋芋种植面积外，延属、缓德两分区准备每人平均新增种半亩（m），陇东分区新增种亩（hm），关中分区新增种亩（hm）。根据边区年的耕地面积和人口估算，相当于新增马铃薯约hm，加上原有的hm，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约hm，占耕地面积比重提高到。按每m平均增产kg计算，年增产亿kg，人均达kg，相当于解决了边区全部人口约个月的口粮，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生产的稳定和提高，促进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