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年的一场彻底驱逐中医运动

　　核心提示：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打开近代史的尘封，中医与西医，争端不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故事，像民国初年的旧医登记案，就是一处有趣的历史遗存。
　　关于《旧医登记案》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远远深过当时在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比如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纠葛。结果当然可以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为了西医的发展，抑制旧朝势力，故废止中医的呼声此伏彼起、甚嚣尘上。
　　这次大会最后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旧医登记案（草案）》，要求全国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政府的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旧医登记案》还提出，需要规范旧医的发展，其中不许宣传旧医、不许开设旧医学校是两条比较重要的限制。
　　对此西医限制中医的登记案，中医哪里肯服？于是以此为药引子，一场社会始料未及，但却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辩论终于爆发了。
　　龙虎斗京华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在其中有四个十分厉害的角色值得一提。其中有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首先是余岩博士，他是西医代表，有过留日学医的经历，文章写得好，《旧医登记案》就是由他领衔提出来的。
　　其次是名医陈存仁，他不但通晓中医，同时也通晓西医、西药，至今仍非常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就是他的编撰著作。在论战中，陈先生是自然产生的反对派领袖，并与余岩几度交手，一胜再胜，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龙虎斗京华。
　　第三个是在幕后唱帮腔的大内高手，此人名叫褚民谊，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属政界、学界、商界的三栖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他才是废除旧医案的真正主持人。
　　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却土太多了。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丰富，脑子也不笨，所以他对于中医、西医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可以发生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没有他出面支持讨论，形势可能一边倒。当时他的观点是：对外伤相信西医，这种认可情有可原；但在内伤方面，他认为西医无能，颇多微词、以及各种讽刺与挖苦。事实上，薛笃弼生性好事，愿意大家争个明白，所以只要有反对意见，他都鼓励。
　　仔细分析，卫生大会提出的旧医登记案对中医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但断送了50岁以下全国中医的行医资格，同时，也砸掉了很多中医的饭碗。在议案行文之中，很明确地流露出所谓废止中医的意图，尽管也有临时登记制度，但此项登记，显然只是一个过渡办法。
　　在当时中西医之间商业竞争激烈、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单方面提出这种方案考核登记中医，贬中褒西，结果不问可知，无异是捅马蜂窝。
　　所以战局一开，在全国各大报刊，中、西医互打笔仗，谩骂、攻击，连篇累牍，南京政府机关门前也有很多中医、患者前来围堵、请愿、请饭，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虎踞鹰扬，鸡飞狗跳，唯恐天下不乱！
　　据报刊记载，一番当堂比武，真刀实枪地闹下来以后，以西医失手告终。旧医登记案当然就是无法执行、不了了之。此后，中医照旧把脉，西医照旧测量体温，而于业界民愤甚大的几位西医，由于此次改革的败阵，从此也不敢出头，更有人退出争论以后，从此再不谈医了。
　　当时有家报社评论掐败的西医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
　　蜗牛角上争何事？
　　古人爱用蜗角之争来比喻极微小的境界之争。据《庄子则阳》篇：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
　　当年的中西医之争，现在看来，其实无非蜗角大战，这个争端从本质来说，名为维新、改革，实为利益之争；其中，各自的商业与发展利益是贯穿全部争议的主线。而且，双方都抢着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借此机会，也给自己打些不要钱的商业广告。
　　西医在《废除旧医案》中，一上来就称中医为旧医，自称新医，并以此为正统；对此，中医反戈一击，自称国医、中医，根本不承认西医才是所谓新医，偏要叫他们西医、洋医、外医、鬼医，而且前面也经常要加上一个旧字，曰旧西医、旧洋医。
　　也许从一开始，这场争论就不能算中医、西医的存废之争，而是一次炒作，是社会矛盾的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但它在最后阶段，已经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一次全社会的大辩论，并且引发了另外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即后来的科学与迷信的大论战？？这个科学与迷信的论争，双方观点一开始也是一样混乱。
　　但是经过这种学术优劣之争，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很多人发现，世界上任何理论其实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陷，在这方面，中医与西医完全没有本质不同。
　　比如，当时的西医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会、道、门、胡大仙、江湖骗术之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博士声称：中医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这就暴露出有的时候，作为西医的余岩并不真正了解中医，在学术方面，也存在着反科学的态度。
　　由于自恃有生理学、化学、物理学以及药理学做后盾，开始时余岩的气也很粗，频频出手，明显处于攻势，但是当问题越辩越深入以后，他才发现，不论是中医的理论，还是西医的理论，原来均不能完全验证自身的正确，西医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也不是完整的东西。
　　而中医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辩论的主要观点，并且控制了辩论的进程与走向。对此，当时的中医根本不谈扁鹊与华佗，也不谈《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所有深奥的理论全不提，从始至终，中医只强调了两个字，就是效验？？中国医药确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因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论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
　　由于中医抓住了最关键的效验两字大做文章，所借助的正是非常正宗的实证科学，以及相关的西方理论，所以在理论上，中医经过一番详论，就已经不比西医差，毕竟要论科学，大家先要统一语境，那么西医已经不占上风；同时，由于中医有数千年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医书医案，其疗效、功用世所共知，人所共见。所以，中医也可以采用当时西医的理论来说明中医的学术，但是西医却很难用自己的理论进行同样的反推。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中国人都知道有句成语叫做闭门造车，意思是关起门来在家中造车，而不了解外面的道路，脱离实际，其结果必然是造不出合适的车子。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其实最早是朱熹所说，闭门造车之后还有下半句，叫做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所以，朱熹本来是提倡闭门造车的？？学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只要合乎规矩，那么，开门造车与闭门造车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逻辑无异于手里只拎着一根儿现代科学的大尾巴就想压人。而且，既然在余岩博士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土枪土炮与洋枪洋炮一样，那么，中医该送博物馆、早死早埋；西医才是天之骄子、国运攸关。这种不讲理的怪诞逻辑，最终令西医失去了广大支持者、同情者。
　　论战初期，西医就犯了这个闭门造车的错误，比如他们居然可以指责中医没有自己的理论。由于西医控制了部分舆论与报馆，所以也显得咄咄逼人，在他们眼中，中医不仅是些混饭的蝇营狗苟之徒，而且与拳匪、长毛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了。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法制方面，在民主方面确实比中国有优势。正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是互为逻辑上的条件与因果关系的。而中西医之争，却根本不似中西之间的其它论争那样直观、明显，特别是在实证与效验方面。
　　事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强盗文化的凯歌声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中医之所以能够在西医与时髦文化的联合围剿下挺立、坚持，是由于中医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输给过西医，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上海，同样如此。
　　所以在辩论过程中，最令西医们难堪的是中医真金不怕火炼，中医的医案居然可以重复！同样的病，你可以用同样的药方，是同样有效力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难及。
　　从本质上说，西医之所以不具将中医扫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医自己没有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
　　此外，在内科杂症上，中医也有极大的优势；在中药方面，比如当时西方医学界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实。
　　所以，由西医贸然提出废除中医在一开始就有些勉强，不但对民众的支持力度相对估计不足，相关技术准备也不充分。
　　此外，还有环境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医疗行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相对来说，在价格上，中医比西医便宜，行医的受制条件也相对简单一些，在疗效方面，西医又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可能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口岸城市，同样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独占市场，而是由于那里根本就没有西医行医的条件。
　　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只要好医生，中医也好，西医也罢，你能治好他们的病，比说什么都强！
　　以此观之，中医与西医之争，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后来，也有人出面持中庸之论，他们提出医者父母心，要反对崇洋与复古的左右偏激，以国计民生为本，悬壶济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谁也别想吃了谁，大家共同发展也很好。
　　自找台阶，悄然下台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1929年3月16日）。不消说，这个道理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是此文提醒了中医，后来，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如今回首，这一废除中医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集体盲从、一边倒、完全西化已经有所不同？？因为如果废除中医，不但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恰恰又制造出来新的问题。中医抓住了这一要点，不断向政府疏通、呼吁，结果把卫生部弄得里外不是人，毕竟官员们也是人，也要生病求医，所以此事的惊动面相当大。薛笃弼坐在火炉上烤，举党共讨之，举国共骂之，结果只能是自找台阶下台。全社会虚惊一场，西医也徒劳许多脑筋、口水与金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中医和西医，也属两种文化中的学术体系，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而以某一方（比如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另外一方（比如中医）肯定是不科学的。所以，上一个世纪早期，关于那场废除中医提案的失败，主要还是失之于主办者浮燥，缺乏全国统盘的考虑，同时，确实也低估了中医与民间学术的反弹力。
　　事件过后，褚民谊也没敢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一再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很识时务，他也通电声明说：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