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危险，党员上，义务兵靠后站

　　为什么中国解放军的战斗凝聚力全球最强？
　　原因有很多，但官兵一致，可能是效果最突出的那一个。
　　官兵一致这个原则，是从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时树立的规矩，强调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但军队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理论上世间所有组织里最不能讲平等的地方，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无条件听从，否则这支军队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
　　既然兵必须听官的，而官不必听兵的，那又怎么可能实现官兵一致呢。
　　于是我军立了另外一条规矩，那就是遇敌冲锋，党员干部先上。
　　营、连级基层干部，和士兵同甘共苦，冲锋在前。
　　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阻击战中，以一个连的兵力挡住了美军几个主力师的进攻。
　　志愿军这边只有100多个轻步兵，而美军那边坦克18辆，大炮几十门，飞机32架，仅仅飞机坦克大炮的数量都比志愿军这边士兵的数量多，但3连就是挡住了，足足狙击了9个小时，给了大部队穿插合围的时间。
　　在战斗前，3连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敌军人数和火力，也知道自己必须独立支撑的时间长度。
　　戴连长领了任务后，一踏上松骨峰阵地上查看了地形，就知道这是块死地，无论任务是否完的成，自己这个连都死定了。
　　考虑过后，戴连长将全连分成4个梯队，依次上阵，并规定了各梯队坚持时间。
　　牺牲也得有先后顺序。
　　连长第一梯队，指导员第二梯队，排长第三第四梯队。
　　戴连长和美军肉搏而死后，指导员杨少成指挥全连继续战斗，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然后是各排的排长相继阵亡。
　　当主力部队穿插到位时，3连只剩下了7个人，95的人已经牺牲。
　　职位最高的先死，职位较低的后死。
　　这就是解放军的营连级军官。
　　而中高级军官则要爱兵如子，全盘思考，比下级想的更多更全，尽可能的减少全军牺牲数量。
　　同时，我军高级干部还有个习惯，就是喜欢靠前指挥。
　　彭德怀老总在关家恼战役时曾经留下一张照片，离日军阵地仅仅只有三四百米，流弹随时可能击中彭老总的头部，这么做只为了细致观察日军，找到突破口，尽快结束战斗，避免八路军主力被日军合围。
　　而红25军高级将领吴焕先，刘志丹，当初的牺牲原因也是因为指挥位置过于靠前。
　　除此之外，高级军官必须以身作则，在生活方面贯彻官兵一致理念。
　　井冈山时期，物资匮乏，毛泽东规定全军团、营、连的干部晚上办公的时候只能点一盏灯，里面只准有3根灯芯。
　　而毛主席自己，则只用1根灯芯办公。
　　朱德和士兵一起挑粮食，为了防止部下偷偷拿走他的扁担，让他挑不成粮食，在扁担上写下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
　　而彭德怀爱兵如子，不喜欢骑马，经常和战士一起徒步行军，而且经常拿自己的水壶去救助晕倒的战士。
　　这就是红军的官兵一致。
　　朝鲜战场上一个苹果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坚守上甘岭坑道阵地的志愿军官兵断水7天，后方终于送上来了一个苹果。
　　这个珍贵的苹果该谁吃？
　　干部说让战士吃，战士说让干部吃。
　　僵持到最后，连长带头咬了一小口，然后全连每人都咬了一小口。
　　一个苹果，居然传了2圈才吃完。
　　而在国民党那边，情况完完全全的反了过来。
　　在国民党征兵工作人员吴韶金的文章《兵役法令之弊害》中，吴韶金写道：在征兵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国民党征兵主管部门实行了不让新兵吃饱、不准新兵穿裤子睡觉等恶政。
　　而且，在新兵乘坐火车和轮船的时候，征兵主管人员往往把门窗全部封锁、以防止新兵逃跑。
　　而解放军这边，则是自愿参军，参军的人会挂花骑马万人送，家属后面喜盈盈！
　　国民党那边，谁要是被抓了壮丁，全家老小都得挨饿受冻，因为凭空失去了一个壮劳力，也没有任何补助。
　　而解放军这边从红军开始，就有优待军属的规矩，谁家参军了，后方的地是有人轮流帮着耕的，前方战士可以安心打仗。
　　到这种优待军属的规矩，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国民党那边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不但伙食特殊，还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
　　淮海战役时，第8兵团司令部李弥和军官聚餐，大吃大喝。
　　而国民党士兵们，则瘦的皮包骨头。
　　当初抓壮丁时就能死一半，到了部队里连饭都吃不上，上级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只把他们当数字而已。
　　这种巨大的欺压和不平等，让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只要开一个诉苦大会，马上就能变成解放军战士。
　　上午开完诉苦会，中午就要求立刻上战场去打那帮狗娘养的。
　　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军37万人。
　　打完后，我军55万人。
　　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神话。
　　在《三湾改编：中国现代民主的源头》中曾写了这么一个事：有个叫曹福海的战士，原来是国民党杨池生部的士兵，在永新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时任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的杨至成动员他参加红军。他因受国民党红军抓到俘虏要剥皮抽筋的欺骗宣传影响，说什么也不肯加入红军。结果，按红军部队的规定，领了几块银元的路费放回去了。
　　没过多久，曹福海在七溪岭战斗中再次被红军俘虏，他还是表示不肯当红军，于是又领了路费回去。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曹福海竟拉了十四、五个白军士兵拖枪投奔了红军，并对杨至成说：你们红军里官兵一致，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骂？
　　曹福海参加红军后，战斗勇敢，工作积极，很快当了排长，后来在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途中，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就是官兵一致的威力。
　　而这种风气，一直传承到了现在。
　　我举个例子，如今解放军的训练中，有时候会遇到大炮哑火的事情，必须得派人去拆掉炮弹，得用锤子和撬棍慢慢砸开。
　　鬼知道撞针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一锤子下去炮弹随时可能爆炸，运气好正常拆除，运气差周围的人全部都得灰飞烟灭。
　　谁去负责拆这个炮弹，是操作大炮的士兵么？
　　谁惹的祸谁负责嘛，让士兵上天经地义啊。
　　这种险情属于急难险重任务，按我军的规定，上的顺序是党员士官义务兵。
　　只要现场还有党员，士官是没资格上的，只要场上还有士官，义务兵是没资格上的。
　　如果都是党员，那就是现场职位最高的人上，营长连长排长。
　　有危险，党员上，义务兵是要靠后站的。
　　要是义务兵先死了，现场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得挨处分。
　　这就是传承100年的官兵一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
　　在中印边境冲突的现场，团长祁发宝当仁不让，第一个挡在了印军的前面。
　　因为祁发宝的团里有规矩：
　　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站后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野营时战士睡里头、干部睡风口。
　　按这个规矩，对峙时干部站前头，谁官大谁站最前面，当时冲突现场祁发宝官最大，是团长，所以站最前面，遭到了数倍于己方的印度军队的重点袭击。
　　团长身先士卒遭受重点袭击后，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又救战士
　　最终，团长身受重伤，头部被重创，左前额骨破裂，有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口子，晕倒在地，差点没命。
　　而营长牺牲，班长牺牲，另有两位战士牺牲。
　　身先士卒的结果，就是面对数倍的敌军，我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印军大败亏输，死伤无数。
　　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的官兵们，在雷场扫雷时，下士张华杰突发险情，遇到了一枚引信外露，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
　　组长曹翔当机立断的让他下去，在雷场喊道：
　　你退后，让我来
　　山西省榆社县突发山林大火，难以扑灭，武警陕西总队先后派出两批官兵紧急支援，为了最快速度打通灭火通道，现场抽点党员组建突击敢死队，为后续部队开辟山路：
　　现场喊着五个字：
　　党员跟我上！
　　在武汉抗疫战斗中，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一名24岁的年轻护士，因在重症感染区长期工作，脸上被口罩压出了血印。
　　记者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说：
　　名字就不要说了，我是党员，也是军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1950年我们就抗美援朝了。
　　中间仅仅只间隔了50年。
　　靠的，就是党员先上。
　　而这种精神，一直传承到了现在。
　　有危险，党员上，义务兵先靠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