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建党100年之际，学习一个100年前默默无闻的少年的演变过

　　1783年，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普通家庭。他是怎样从默默无闻的少年变成意见领袖的呢？
　　梁启超是整个新闻传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许知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创造了近代的新闻传统，他编辑了很多报刊，他在新型的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梁启超是那个时代连接了最多的人和思想的人。他通过广泛的写作，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平台，这个知识平台其实是20世纪其他的社会领袖、政治领袖、文化领袖成长的地方。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是梁启超的读者。
　　19世纪初，传教士为了宣传思想观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把报纸带到了中国，这算是新闻业的开始。
　　但是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待见这个行业。很多做新闻的人，都是一些没办法获得功名的文人，不得不选择这个边缘的冷门职业。
　　报刊的命运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转机。
　　1881年12月，天津和上海之间开通了有线电报，这下，人们传播消息更方便更快，对办报纸来说，是一个大利好。
　　1883年到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这场战争激发了老百姓对新闻的欲望，就算报纸上写的军事消息漏洞百出，大家也愿意读。当时的茶楼或者酒馆里，人们都在聊报刊上的新闻。新闻就这样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
　　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激发了新闻业的发展。从1895年开始，全国诞生了300多份报刊杂志。而且，这些报刊杂志大多数都创办于上海。而且当北京还在用木活字雕版印刷时，上海已经用上更先进的凸版印刷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一个叫夏瑞芳的人，开了一家印刷厂。这家印刷厂就是后来的商务出版社。
　　让梁启超声名鹊起的《时务报》，也诞生于上海，它是出版家汪康年、外交家黄遵宪、梁启超等五个人在1896年一起创办。
　　《时务报》其实是一本杂志，梁启超是这本杂志的主笔。
　　梁启超这位主笔的写作能力又多厉害呢？据说在创办《时务报》之前，黄遵宪和梁启超见了一面。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可能是想考一考梁启超吧，他谈了很多日本维新的事情，然后让梁启超回去，写一篇总结文章。晚上十点，梁启超离开黄遵宪的住处，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四五千字的文章回来了。黄遵宪看完之后，就被梁启超的写作能力震惊了，他写了一首诗送给梁启超，其中有一句是，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钓鳌客是李白说自己的，任公是梁启超的号。黄遵宪觉得，梁启超就是那个年代的李白。
　　梁启超的这种写作能力怎么来的？一部分原因或许是来自他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在最开始在广州办学的时候，开过一门课，叫学术源流。这门课在梁启超眼中可算是一个知识迪士尼乐园了。
　　从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到王羲之的书法，李白、杜甫的唐诗，康有为都会试图把这些思想和人物，都放到一个历史框架里来解释。他还经常跨出自己的边界，把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识讲给学生，比如他给学生讲哥白尼的日心说，墨西哥古城，他还说印度没有冬天。
　　康有为也用新视角来解释中国历史，他说地球是从太阳产生的，月球又是从地球产生的，昆仑山是地球的最顶端，上面有四大金龙池，一条流入俄国，一条流入波斯、印度，还有一条黄河流入中国。虽然里面有挺多的错误，但对当时只写八股文的年轻人来说，真实大开眼界。
　　梁启超特别善于煽动人们的情绪。他知道怎样刺激读者的神经，以及怎样拓展人们的视野。
　　比如，梁启超在一篇文章里，用波兰的例子来警告国人，不变法就会导致亡国。然后，他把波兰被瓜分的场景描写得绘声绘色，说那些波兰的富豪像狗一样逃跑。虽然这些场景很可能是梁启超想象出来的，但这么一描述，读了的人当然会印象深刻。
　　在回到《时务报》这本杂志。它当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这本杂志的发展非常迅速，到了第三期，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比如汉口、南京、重庆、宁波、香港等，都发行到了，甚至还发行到了日本的神户。
　　《时务报》每期卖4000份，就能收支平衡了，它的发行量已经达到7000份了，是当时的明星杂志。社会名流也开始支持这份杂志了，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都给杂志捐了钱。张之洞也下令，让湖北文武大小衙门学堂一律公费订阅，各个书院也要估计自己能订多少，然后提前付半年的杂志费。
　　同时，在杂志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新的基础建设也起到了助推作用。1897年，清朝建立了第一个全国邮政系统，这让杂志可以在全国发售，更偏远的地区都可以抵达。
　　除了发行网络这样的客观原因，《时务报》能够成功，更是因为他们创造出了政论杂志的新模式。杂志的新模式、高度政治性、用词大胆，是这本杂志的特点。比如，梁启超就在杂志上说皇帝是民贼。
　　《时务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是时政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当时人们心里的想法，让人读了之后很痛快。
　　可以说，梁启超是一个相当好的产品经理，他很好地把握了用户的需求。
　　和政论同样重要的，这本杂志还有对西方知识和理念的介绍。从第一期开始，就已经走全球化路线了。比如，它介绍了当时西方的入水船，也就是潜水艇，说它既能浮上来，又能沉下去。
　　从第三期开始，《时务报》引入更多学者、作家翻译用英文、日本、法文等多种语言写的文章，让读者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
　　到了开办的第二年，《时务报》越来越职业化和平台化。同时，主动投稿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外交官也会把他们国家的文章翻译给杂志。
　　这就导致了大批模仿者，从长沙到成都，从西安到无锡，从杭州到重庆，涌现了一连串的报刊。
　　虽然和《时务报》比起来，这些报刊办的时间都不长，内容水平也不高，影响力更是差很远，但是，这些报刊标志着士绅意识的觉醒，这些人意识到了个人行动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同时，作者和读者也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网络，政治辩论也被引入了公共生活中。或许，这才是《时务报》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依靠自己的个人写作天赋，以及他对于时代的敏感度，成为了近代媒体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梁启超是现代的思想启蒙者，他引进西方宪法思想，让人民从传统的封建文化禁锢中解放出来。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启蒙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大量的学术著作。
　　传说袁世凯要复辟之时，梁启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入选语文课本的那篇《少年中国说》也鼓舞了一批有志的少年。
　　中国的近代历程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梁启超尽他所能做一个爱国者，一个以民族兴亡，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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