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原文及鉴赏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11）。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12），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13），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14）？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馀（15），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16）。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17），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18）；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19）。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20）。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21）。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22），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23）。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24），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25），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26），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27）！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28）。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29），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30）。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31）。尝见嵩读《汉书》（32），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33），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34）。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35），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36）。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37），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38）！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39）。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40）。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毫、宋间（41）。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42），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鉴赏】天宝十四年（755）冬，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大军从范阳长驱南下，攻陷洛阳，逼进潼关。唐王朝临时召募起来的军队一战即溃。叛军破坏了盛唐的统一局面，给百姓带来严重灾难。当时，身为真源（今河南鹿邑东）县令的张巡主动奋起抗击南下的乱军。他转战于雍丘、宁陵等地，以少量兵力和强敌周旋，屡建战功。睢阳（今河南商丘）告急时，他从宁陵率师赶来，与太守许远合兵睢阳，共同坚守江淮这一咽喉。唐肃宗李亨得知此事，便于至德二年（757）给张巡遥授御史中丞之职。张、许当时兵力不足七千，却面对着十三万众的叛军，从正月坚守到十月，历经四百余战，屡挫叛敌。当粮尽援绝，城被攻破后，张巡等三十余人壮烈牺牲于睢阳；许远被押至洛阳后，也不屈而死。睢阳保卫战，阻遏和牵制了叛军，捍卫了江淮广大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为官军最后平乱作出了巨大贡献。张、许不畏强敌、爱国守土的精神，受到百姓的赞扬、敬佩，人们为之建双庙祭祀。不少文武官员，出于忌妒，却将他们死守睢阳的爱国壮举，说成是愚蠢行为。友人李翰因气愤不平，写《张巡传》为之辩诬；正遭流言中伤的韩愈读后，也有感而发，作了后叙。
　　这是一篇序跋体散文。序有自作和别人所作两种。唐以前，序既可放于书前，也可置于书后，放在书后的称后序。《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自著《史记》作的序，即放于书后。从宋开始，书后出现简短的跋文，序便都放于书前了。这类文体是有关作者和该书内容、体例、写作意图及经过等介绍性文字，除具说明性，还兼有叙事、议论和抒情。本文即属于这类杂感，题目中后叙一作后序。
　　本文按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小段是第一部分，作者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地点出后叙的写作时间和缘由：元和二年春，读《张巡传》后抚今思昔，感到有些事实和见解需补充说明。写此文是在五十余年后（807），安史之乱早已平定，而盘踞地方的藩镇势力和唐王朝中央政权的矛盾却依然存在，是维护还是破坏祖国统一与中央集权的斗争并没停息。当时，即位一年的宪宗李纯确立了削平藩镇、恢复统一的方针，他将敢于直谏而遭贬谪的韩愈诏进京来，拜为国子博士。宰相郑絪爱韩愈诗文，安排他作国子监祭酒，结果遭到朝中忌才小人的谗言诽谤。感同身受的韩愈写此文是既想补李翰文章之不足，又欲揭穿谣言散布者的险恶用心。
　　本文第二部分（第二三四小段）以议论说理为主，采用夹叙夹议手法，批驳奸佞小人诬陷张巡、许远的种种不实之词，对张、许二人守一城，捍天下的爱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热情歌颂了他们的忠贞节义。先以许远顾全大局、主动让贤的高风亮节为辩护依据，指出他以国事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功绩与张巡相当，区别仅在于殉国时间的不同。接下去用批评张、许两家子弟的方式自然而巧妙地摆出诬蔑许远的主要流言：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认为许远屈服于叛军的淫威，束手就范当俘虏，是怕死而说了投降的话。随后，作者便层层剥笋似地批驳上述错误言论。他先用假言判断：如远诚畏死，推导出许远早就会投降，但史实却是：为苦守尺寸之地，他不惜将所爱之人提供给断粮已久的士兵充饥。当时明知外无援兵，内无粮草，敌军重重包围，放出的风声是国亡主灭，连最蠢的人也清楚，再坚守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却甘愿为国与主尽忠。若不是有坚定的信念，若不是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不可能独立坚守那么久。因而，作者斩钉截铁地说：远之不畏死，明矣！最后用两个生动的比喻批驳睢阳的陷落是许、张分兵守城所致的观点，指出任何物体都有薄弱环节，诽谤者是好议论的清谈客，是抱儿童之见、怀小人之心，而不乐成人之美。韩愈对当时官场上的这种恶劣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在正面论述张、许坚守睢阳的战略意义时，作者先以反问句说明，他们守城是作了周密考虑的，是盼望援兵到来的，没想到周围那些拥有重兵的朝廷命官会隔岸观火、坐视不救，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们更没想到要弃城逃跑、保命要紧。他们坚守的虽只是一个城池，捍卫的却是大唐天下。他们的固守，极大地打击了叛贼的嚣张气焰，这对于大唐帝国的存亡，可说是举足轻重，不容小视的。作者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小段还点明自己不是凭空为张、许辩护，而是到实地作过一番考察、言之有据的。这里既表现了韩文富有史家的信实精神，还起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暗示以下所言，也是亲自调查访问得之，而非杜撰。
　　本文第三部分像是一则精彩的微型小说，有的选家将其冠以南霁云乞师之名而辑成一篇独立的范文。韩愈仅仅精选了南霁云在三个不同场面的言行，便刻画了又一位忠贞仗义、谋事机智、行动果敢、憎爱分明的爱国壮士。一是通过乞师时愤然断指的特写镜头，强烈地表现了南的忠肝义胆、立场坚定、顾全大局。他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的大无畏行动感人肺腑，使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和嫉贤妒能的奸臣贺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射矢发誓。南霁云见贺兰不仅不愿出兵增援，还想强留下他，以挖张、许的墙脚。当即鄙弃美食，忍住饥饿，驰出城门，狠射浮屠，高声宣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矢着塔上，入砖半截，这一传神之笔，又像一个大特写的影视镜头，栩栩如生，重点突出地表现了勇且壮的南霁云之义愤填膺、嫉恶如仇。紧接其后的两句补白：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像影视片中的画外音一样，给读者增添了真实可信感。再就是写南霁云就义前的一个小插曲，既暗示了他富有斗争策略，又表现了他的宁死不屈。
　　第四部分是借张籍所言，补叙有关张巡、许远的传闻轶事，使读者得到一个浮雕似的印象：张巡相貌堂堂，不仅擅于带兵作战，还博闻强记、富有文才；许远则是个表里如一的宽厚长者。尽管这些材料琐细、零散，经过韩愈信笔挥洒，便使英雄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这一补笔有助于后人对张、许有更多、更全面和立体的了解。最后，作者交待了于嵩的悲惨结局，这也并非只是有关他个人的闲笔。既然功绩卓著的殉国者张、许至今还备受小人指责，那么曾和张巡共过事的于嵩，在安史之乱中虽大难不死，尔后还是不明不白地被人所杀，就不足为奇了，言下之意，不说自明：社会现实太险恶了！结语的张籍云，可谓一石双鸟：不仅表明作者叙事、传道的认真、负责，还和起笔的吴郡张籍前后照应，显示了韩文谋篇布局的细致周密、天衣无缝。
　　总的来说，本文写得理直气壮、热情洋溢、淋漓酣畅、咄咄逼人，既颂扬了英雄，又伸张了正义、鞭挞了邪恶。通篇将叙事、议论和抒情糅合得浑然一体，选材精当、详略得当、疏密相间、波澜起伏、脉络清晰、结构谨严而又富有变化，无论从字句和气势来说，都继承发扬了司马迁的史笔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