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旗兵3逃出香港省港旗兵3逃出香港完整版

　　最近，王晶执导的电影《追龙》在全国热映。电影讲述了香港现代史上两大枭雄毒枭跛豪（甄子丹饰）和五亿探长雷洛（刘德华饰）的传奇人生。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人一黑一白，在廉政公署成立前港英政府腐败的统治下沆瀣一气，通过毒品买卖收获了巨额的财富。故事的背景地则是著名的世界级平民窟九龙寨城。
　　电影《追龙》海报。
　　真实的九龙寨城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拆除并改建为遗址公园，但在电影《追龙》中，对九龙寨城的怀旧却随处可见：伴随着甄子丹的背景穿行过寨城那三教九流混居其间的长镜头，从寨城低矮的天空中呼啸而过驶向启德机场的客机，黑白两道在寨城里尔虞我诈的厮杀整部电影看似是对香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黑白双雄的一次致敬，但实则是对寨城及其背后那种迷人的混沌与野蛮生长的岁月一去不返的一首挽歌。
　　有评论认为，《追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民族主义黑帮片。细想之下深觉此言不虚。在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到97回归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香港电影为华语电影乃至世界电影至少贡献了三种类型片：警匪片、黑帮片、武侠片。而前两者的故事背景地和精神内核，都可以在这仅有0。026平方公里的九龙寨城里找到原型。
　　从罪恶贫民窟到末日魔都
　　在很长的时间里，主流媒体都把九龙寨城描绘成污秽不堪的贫民窟，其中充斥着暴力、娼妓与毒品等各种犯罪行为。然而，影视作品从来都有再造现实的魔力，正是在一部部影视作品的渲染下，九龙寨城从我者眼中的罪恶之城，变为了他者眼中充满异域风情与迷幻色彩的末日魔都。
　　1982年，蓝乃才执导的港片《城寨出来者》是迄今为止最全景、最直观、最彻底展现那个时代作为犯罪天堂的九龙寨城的生活与景观的影片。全片在寨城内实景拍摄，展现了一对孤儿兄弟在毒品肆虐、娼妓泛滥的城寨里的孤独成长。片中寨城实景的真切可感、三不管地带的混乱无序、江湖兄弟的义薄云天，都是那个年代九龙寨城里真实生活的写照。
　　《城寨出来者》海报。
　　1984年麦当雄导演的香港警匪片《省港旗兵》也在九龙寨城实景拍摄。影片讲述一群内地偷渡客到香港从事黑社会，片中九龙城寨里的枪战堪称港产枪战片的教科书。这两部早期实景拍摄的影片，都将九龙寨城作为罪恶之窟，并用镜头记录了当时九龙寨城的风貌。
　　《省港旗兵》海报
　　1993年，在九龙寨城拆除之前，由黄志强执导、成龙主演的警匪片《重案组》进入寨城进行最后的实景拍摄，可谓是九龙寨城实体在电影史上的绝唱。在那以后，一代代电影人只能凭借着曾经的影像和自身的想象，重构起九龙城寨的面貌。
　　九龙寨城清拆之后，关于寨城的影像作品并没有因其消失而减少，甚至反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
　　1999年，由王晶编剧、霍耀良执导的《O记三合会档案》，把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九龙寨城的黑帮历史得到了重生。全片以一对江湖兄弟在寨城黑帮中如履薄冰、迎难而上的血泪史为背景，反映了那个黑帮猖獗、治安混乱的时代，而这也正是九龙寨城里黑帮势力的鼎盛期。
　　O记三合会档案海报。
　　到了本世纪，九龙寨城不再经常作为一个具体的背景意向出现在港片中，但却变成了香港电影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十月围城》中，清末民初的九龙寨城得到了精致地还原；而在周星驰那虚化背景地的《功夫》中，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猪笼城寨的原型就是九龙寨城。
　　《功夫》中的猪笼城寨。
　　而在香港以外的创作者眼中，这座消失的贫民窟，是表现魔幻现实与末世降临的极佳载体，西方和日本的科幻类电影中（如近年来的《环太平洋》、《攻壳机动队》、《蝙蝠侠：侠影之谜》、《奇异博士》等等），更是经常出现以此为原型的背景空间。在这些香港以外的影视作品里，九龙寨城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寨城那不见天日、摩肩接踵、摇摇欲坠的楼宇，忽明忽暗、阴晴不定的霓虹灯火，野蛮生长的街巷里的三教九流，都充盈着末世狂欢的气息，也因其消逝而更显神秘、更值得怀念和留恋。
　　《奇异博士》中的香港九龙城。
　　九龙寨城由一座充满着罪恶的贫民窟，变为了高度浪漫化的末日魔都。美国漫画家TroyBoyle的一声叹息时常被怀念九龙寨城的人们所提及：我宁愿他们当年拆了埃及金字塔。
　　真实历史中的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始建于1846年，由清政府兴建。之所以叫寨城，是因为它的城墙在高度、面积和规模上都远低于广州等地的城墙，其最初的作用是监视英军在香港岛以外地区的扩张。1898年6月，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深圳河以南面积达946。4平方公里的九龙半岛地区，清政府依旧保留九龙城寨的主权和治权。
　　但一年后，英国方面借口军事安全，将中国官员从寨城驱逐了出去，宣布寨城归殖民地所有。不过，在清政府的抗议下，殖民地当局从来没有对寨城实施完全的控制。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到1941年底日军入侵香港，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渗透和摧毁寨城，但却都是徒劳无功。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投降，香港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
　　1942年，日军拆毁了寨城的城墙，用来扩建启德机场。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港英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统治。重掌治权的港英政府以寨城内部卫生状况堪忧为名，再次试图进入和拆毁寨城，却激起了内地民众的爱国抵抗运动，这一运动在1948年1月火烧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时达到了高潮。由此，九龙寨城正式成为了中国政府不能管，英国政府不想管，香港地方政府不敢管的三不管地带。在近半个世纪的三不管历史中，九龙寨城的发展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时期。
　　19481987，从罪恶魔窟到穷苦工人的庇护所
　　二战以后，港英当局禁止在其辖区内开设妓院和烟馆。在法理上，寨城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香港的法律在此并无效力。因此，这些涉黄和涉毒的场所纷纷转移到了寨城内。《九龙寨城史话》一书详尽地描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寨城生活，白天脱衣舞演出的经营者雇人驾车在九龙附近游荡，那些对脱衣舞感兴趣者可以免费乘车前往。这些场所可以在寨城外张贴广告，无须担心法律的纠缠。游客到达后，只需交入场费便可观赏表演，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周围到处是鸦片馆、赌场、狗肉食摊和其他一些不能到寨城以外地区公开宣扬招揽生意的场所。
　　关于这一时期的寨城生活，当时人有一种常见的误会，认为寨城的生活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在寨城外谋生，也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城内工作，城外居住。著名的香港作家也斯对此有一段颇为温情的回忆：不管人家怎样说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大部分人还是过着老实的营生。鱼蛋和猪血的生意总那么好，看来那么肮脏的工作，最后做出来的产品却是全港大街小巷特别受欢迎的美味小吃。这儿也特别多牙医从国内出来没有正式执照的医生可以在这里挂牌，这朦胧的隙缝地带容许这类暧昧的存在。
　　二战结束后的九龙寨城，人口不足万人。但到20世纪80年代，寨城人口膨胀至5万人，成为当时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人均居住面积仅0。5平方米）。美国的城市史研究者赛思哈特将人口膨胀归因于三个因素：街坊福利会的成立，这一时期寨城香港警察的不断增加，以及香港其他地区房产价格的上涨。街坊福利会最初是于1963年为了抗议殖民政府在短时间内重提清拆计划而组成的。在以后的30年里，街坊福利会致力于寨城的清洁工作，支付寨城街巷的照明和制作路牌的费用，在香港政府各部门面前充当寨城居民利益的维护者，还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印制出版物，在居民中培养社区意识。另一个因素是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在此之前，正如电影《追龙》里表现的那样，警方因为自身的腐败而与寨城内的黑帮沆瀣一气，根本无法对寨城内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管辖。到1980年，港英政府开始在寨城内派遣警察巡逻后，香港警察才对寨城内的罪恶行业起到了遏制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导致寨城人口激增的原因，是香港房价的暴涨。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人口的膨胀、整个香港地区房地产业开始急剧发展。由于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在寨城内建房不需要遵照香港地区的建筑标准法，屋主也不需要交纳房产税。这样，屋主就可以低于周围地区房屋市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房价出租房屋，从中获利。
　　上述现象的本质，在笔者看来，是寨城那种原始的无政府状态的消解和秩序的建构。而寨城内的居民主体，也由瘾君子、黑帮变为了穷苦的底层劳动者。
　　2017年6月5日，香港，九龙城寨公园。视觉中国资料图
　　19871994，走入倒计时的寨城
　　1984年底，《中英联合声明》发布，明确表明在1997年以前，中国将不再反对港英当局对寨城实施司法权。1987年1月14日，港英政府突然发表声明，宣布将拆毁寨城，并于原址建造一座遗址公园。同一时间，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发表了相似的声明。与此同时，香港政府测绘部门派出了1200名测绘人员，在便衣警察的保护下进入寨城，对整个寨城内的所有房地产进行清查，以确定其产权、房主身份、大小规模等等。
　　一名当时在寨城内巡逻的警员说道，当天晚上，许多满载着家具的货车朝寨城驶来，车上的人们企图在政府完成调查之前在寨城内住下，希望借此索要一笔补偿金。据后来的估算，这些临时前来的拆迁户们所携带的资产，总数可达23亿港元。为了防止这种投机行为，港英当局在寨城的83个出入口都设置了警卫，可谓是严防死守。
　　1993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测绘、讨价还价和付出了巨额的补偿金之后，港英政府出动了近5000警力、扣押近万人、历时一年，终将九龙寨城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园林般的遗址公园。这座声名远扬的世界级贫民窟，从此回归地平线，人们只能在一张张老照片和影像资料中，去触碰这座迷离的末日魔都。
　　参考文献：
　　陈可唯：《异度空间记忆：香港九龙寨城影像建构》，《电影文学》2017年第13期。
　　赛思哈特著周鑫译：《香港的肮脏小秘密：九龙寨城的清拆》，《城市史杂志》（JournalofUrbanHistory）第27卷第1期，2000年11月。
　　郭家宏：《九龙城寨与中英关系》，《民国档案》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