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陕西地区基督教会社会医疗变革与发展考察

　　田鸿涛李昭第谢宇科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伴随坚船利炮而来，从沿海地区向内陆渗透。基督教在陕西地区传教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社会医疗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基督教的社会医疗体系也在这片土壤上不断变革。基督教医疗史研究在国内并不少见，学界多重视基督教在东南沿海与京畿地区的社会活动，较少关注基督教教会在内陆地区的社会活动。而以浸礼会、义赈会为代表的基督教会促进例如西安医疗变革，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教会医疗；西安教区；浸礼会；义赈会
　　近代以来，基督教教会在门户刚刚开放的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传教士通过南，北，东三路进入深居内陆的陕西省，开始进行大规模传教。西方教会的医院与社会医疗观念也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对当时中国的传统社会医疗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基督教会的社会医疗体系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革，完善，使得自身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观念和特点。中医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视的是望闻问切，阴阳平衡等观念，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而西医则重视对病灶的诊治，通过生化试验等手段，关注引起病症的微观环节，重视形而下的问题。西医刚刚传入东部沿海地区，尚且遇到了很多阻碍，在内地更甚。传统观念认为西医通过放血进行治疗，教会用中国人做活体试验等等，这点在今天生活在教堂边的老年人口中仍可获知笔者在天主教西安北堂周围生活多年，从小就听周边老人多次提起所谓育婴堂曾用弃儿做人体实验，剜去内脏的说法，这种话多用来警告不听话的孩子，但溯源其本，这也是老人从口耳相传所得。在当年那个人人惶恐外敌入侵的年代，内地的洋医生长者金发碧眼自然会被视作怪物。当时西安教区医院的一大特点就是医生多由神父、修女兼职，而护士则多是修女，本地称为白姑娘。
　　民国时期天灾人祸频仍，政府在救济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赈济行动需要借助民间力量。宗教势力开办的医院自然是民国政府重视的对象，其中西安教区具有代表性的有两所医院，分别由外来的浸礼宗浸礼会和本土的义赈会开办。囿于篇幅限制，以下将以浸礼会开办的西安市私立基督教广仁医院和义赈会开办的安多医院为例进行探究。
　　浸礼会：英国基督教浸礼宗所派遣来陕西之传教者，名其设教会为陕西英浸礼会。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英国基督新教在西安东木头市开办了英华医院。但是在《西安市私立基督教广仁医院一九四九年工作报告》中，其提到的建院时间为1900年，在1900年前其规模只能称作诊所。在其工作报告中提到
　　有姜、罗、荣三英籍大夫，先后来此服务。辛亥革命，东西路战事爆发，罗、荣二大夫随革命军，参加医务工作，辛劳过度先后逝世。革命胜利，共和告成，当时政府将大差市口地皮一段，划拨教会为建新医院之用。新医院落成后，命名为广仁医院，即今之西安市第四医院。有荣大夫、海大夫、舒大夫、贾大夫、李大夫、德大夫（女）、柯大夫及华人李仁大夫、张哲丞大夫等。西差会医务人材，颇为缺乏，医师往往前后不继，不相衔接，张哲丞大夫曾经屡为承乏，主持院务。解放后，始由叶瑞禾、孙汇文二大夫等充当王副院长。至一九五一年交由政府接办，更名西安市第四医院。
　　广仁医院在当时拥有护士部，化验室，西药房，X光室，并附属有护士学校。在解放前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
　　1949年教会医院对于时局变迁是很敏感的我们以前受了反动的宣传一旦解放，却使我们从无疑是的惊恐和惊惧中，觉醒过来我们要供献最高度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来迎接这解放年。
　　西安解放后广仁医院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毕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被接管，成为新中国的医疗机构也是大势所趋。
　　义赈会：依托西安教区天主教北堂而建立，天主教北堂位于西安市糖坊街71号，是西安市最早的天主教堂，它是1625年应王徵之请求来陕西传教的金尼阁神父购地设立，初称天主圣母堂。1627年汤若望神父重建，称崇一堂，后又逐渐扩建为7间教堂。该堂在清雍正至道光年间的禁教期间渐废，1881年重建，有附属房屋100余间。西安市第二医院其前身为教会医院，1907年圣母会修女在北堂开办诊所。1931年由西安天主教会建立了义赈会，1945年义赈会的诊所有西安教区扩建为安多医院（即今西安市第二医院前身），1951年由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并命名为西安市第二医院。西安市第二医院紧挨天主教西安北堂，距离西安明城墙的北门不远，它和广仁医院（即西安市第四医院的前身）一南一北，当时的西安城主要是指明城墙以内的范围，这两所医院的开设已经可以滿足当时寻求西医的民众的需求。
　　西安教区的信众和普罗大众对于外来宗教和教会医院并没有想象中的排斥，这离不开当时教会医院的赈济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教士和大众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但其受众来源主要还是信众和教堂、穷苦的百姓起初教会医院不收取治疗费用，后来采取多收富人钱，补贴穷人的院策。
　　新中国成立后，教会的产业作为外来侵略者带入的帝国主义残余，被政府予以没收，而西安教区的医院走上的却不是短时间内强制改造的道路，而是以较为平稳的，渐进的过渡方式接收了教会医院，解放后的教会医院按照实际需求，，改院长制为代议制，开始分科诊病，并建立学习小组开展政治学习，维持了西安本地医疗体系的稳定。当时人们对于教会的西医治疗已经有所接触，至少是有所听闻。新中国也鼓励西医科学的发展，教会医疗体系最后被发展为新中国卫生医疗体系中的一环
　　整体上，以西安教区医院为核心的近现代陕西地区基督教的医疗体系，以点状的教会医院为中心，向四周的居民区扩散。通过收养孤儿弃儿，为成年信众提供医治的方式，教会希冀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在这过程中，激励着传教士成为医生，救死扶伤的是深厚的人文关怀与传播宗教福音的理想，甚至逐渐超过最初传教的范畴。虽然在建国后教会医疗一度被批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但其客观上促进了西安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和中医的体系得以碰撞，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肯定的。
　　总体上讲，我们应该把握住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中国基督教适应社会发展始终以爱国爱教为导向，积极服务社会大众的正面性；同时要看到基督教会医疗发展和改革是以传教为核心的，积极推进适应中国也是为了加强对教区的影响力，而且教会医疗中也存在迷信神学等成分，这些也是我们应该摒弃的。
　　虽然存在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面向，但随着基督教不断的本土化，国内的基督教得到发展，形成了爱国爱教的三自体系。义赈会开办教会医院正是这点的体现，其为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不应该忽视教会在近代与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积极作用，应理性看待这一问题，运用历史话语对社会医疗问题进行关注，给我们今天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最终，基督教会的社会医疗体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其下属的教会医院也被纳入新中国陕西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继续发挥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职责，这种体系的变革与发展中，不变的医者仁心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2〕胡月，冷明祥。社会经济转型与医疗保障制度的变革〔J〕。卫生软科学，2004（03）：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