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亿人，坚定做多祖国！

　　金融重器，事关重大。
　　文丨华商韬略经纶
　　从2012年的2。19万亿元，到2022年的27万亿元，十年时间，中国公募基金的市场规模翻了12倍。这一趋势，目前仍在持续。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基民也在变，但总有东西不变，那又是什么？
　　【中国基金三十年】
　　“你买基金了吗？”
　　“当然买了。去年跟风买的白酒，还有医疗，开始赚了点，现在都跌哭了。”
　　“医疗加白酒，等于全没有”
　　类似这样的对话，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在网络热搜榜上，“基金”二字也时常出现，网红基金经理蔡嵩松，称呼常年随着业绩，在“蔡总”和“小蔡”之间摇摆，一度三个月四次登上热搜。
　　基金，已成为我国民众最重要的投资理财渠道之一。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基金投资者已经超过7。2亿人，位居世界第一。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买过基金。
　　公募基金总规模上，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卢森堡和爱尔兰。后二者的规模之所以如此突出，主要在于当地注册的基金可在欧盟及全球多地自由销售，且享有优惠政策和移民投资的价值，从而成为很多国家的基金进军海外的注册地。抛开上述原因，从为本国民众投资服务的角度，中国公募基金规模已是世界第二。
　　从1992年第一只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基金”面市，到“全民养基”，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走过了漫漫30年。
　　相对于改革开放，基金开始进入内地的时间要稍晚一些。
　　1992年成立的淄博乡镇企业基金，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比较规范的投资基金，首次发行规模达1亿元。此后数年，全国先后设立75只基金，业内称之为老基金。
　　绝大多数基民所理解的基金，指的其实是“公募基金”，它的出现，还要等到1998年。
　　1998年3月5日，第一批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成立。同年3月27日，基金金泰、基金开元获准发行，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元年的到来。
　　彼时，由于市场认知不足，刚发行的新基金还曾被当作股票来进行炒作。比如金泰上市交易时，开盘价就达1。45元，并在此后连续涨停，一个月后涨至2。43元，涨幅超过140。
　　随着市场退潮，最早的基金热很快降温。这也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基金这种金融产品同样会大涨大跌。
　　2001年9月，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创新”设立，拉开了中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时代的序幕。直到2004年，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出台，中国公募基金才正式步入正轨。
　　在这一时期，新生公募基金的表现普遍不佳。这在于公募基金主要投资于股市，而2002年至2005年，A股正处在一波长达数年的大熊市中。
　　这种历史渊源，开启了基金与股票的深度绑定，由此成为投资领域的一条主线。
　　随着2006年至2007年A股大牛市的到来，公募基金规模得以快速扩容，从千亿规模扩展到万亿规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基金开始逐渐被国内民众所熟知。
　　扩容的背后，是国内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
　　基民老水正是那段时间投身市场的一员，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4万多元，买进了6只基金。开始赚了一些，但随着2008年大熊市的到来，他的基金开始跌跌不休。
　　2008年10月，无法忍受亏损的老水选择割肉，将基金赎回清盘，亏损接近2。3万，直接腰斩。这让老水立下决心：永远不再购买任何基金！
　　老水的决心，也是许多基民的共同心态，受此影响，公募基金的规模未能进一步扩张。直到2013年，余额宝及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公募基金借助移动互联网，才又开启了新一轮快速增长。
　　通过产品数量，可以直观感受到国内公募基金的爆发式增长。
　　2013年，前一轮熊市的尾声，国内公募基金产品约为1500只左右。2016年，经历过又一轮牛熊之后，公募产品数量达到3800只左右。2019年，公募基金数量来到6000只左右。
　　随着2020年结构性牛市的到来，公募基金产品数量首次破万。到了2022年，公募基金产品突破1。6万只。相比之下，2022年二季度末，美国市场的共同基金也只有11538只。
　　十年翻十倍，产品数量超美国，基金在中国民众的投资选择中，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用投资理财来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对冲通胀，逐渐成为刚需。其次，随着80后、90后甚至00后步入社会，年轻一代对基金的接受速度更快，更乐于进行投资“搞钱”。最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基金买卖更为容易，即便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也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购买基金。
　　尽管公募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者在变，它的投资本质却从未改变，而基金经理作为一支基金的灵魂人物，自然成为基金、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基金经理，与金钱共舞】
　　在知乎上，一条关于“如何评价基金经理及基金的选择”问题下，点赞最多的回答很干脆，挑选基金经理只有两个标准：
　　第一，业绩牛，第二，业绩持续牛。
　　毫无疑问，业绩是考验基金经理的核心指标。
　　中国基金行业的初代“基金一哥”王亚伟，就是凭借过人的业绩表现，一度成为众多基民心中的明星。
　　王亚伟最早管理的一只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华夏基金旗下的基金兴华。从当年4月28日到2002年1月8日其离任，基金兴华的净值增长率是84。86，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为18。79。
　　此后，王亚伟还执掌过华夏大盘基金、华夏策略混合基金等产品，在掌管华夏大盘期间，该基金的总回报率达1027。87，成为当时唯一一只累计净值超10倍的基金。
　　21世纪最初十年，正是王亚伟大杀四方的时代。此时A股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上市周期长、借壳上市多。而他也并不讳言自己对重组上市的青睐，认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蕴含着很大的投资机会。
　　这是王亚伟的成功之处，却也让他备受争议，最终在2012年5月，王亚伟离开华夏基金，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王亚伟转战私募基金，但并未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在王亚伟之后，“公募一哥”这个名号之下，先后出现过任泽松、刘格崧、张坤等人的名字。其中，又以张坤呼声最高，而他在2020年，成为中国首位掌管千亿规模的权益型基金经理。
　　在张坤崛起的背后，还有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比如诺安基金的蔡嵩松、中欧基金的葛兰、兴全基金的谢治宇、富国天惠的朱少醒、景顺长城的刘彦春等等。这些“顶流”基金经理手中掌握的资金规模动辄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在基民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随着基金的大举扩张，以及年轻基民的入场，市场中明星基金经理“饭圈化”一度流行。“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明星基金经理受到市场追捧，可以为产品吸引来大量资金，这也为其随后的业绩埋下了隐患。
　　投资界有句名言：规模是业绩的敌人。管钱越多，实现超额收益的可能性就越低。而与股市深层绑定的基金，随着近一两年A股行情不再，明星基金经理们也开始褪去光环。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基金市场共有21位管理规模300亿以上的权益类顶流基金经理。其中，18位的旗下基金亏损超过10，14位亏损超过15，葛兰、蔡嵩松、曲扬等旗下部分基金年内亏损甚至超20。
　　以至于网民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家里有钱花不完，中欧医疗找葛兰。腰缠万贯没人分，易方达里有张坤。”一时间，明星基金经理纷纷“塌房”。
　　不过，虽然丢了面子，但基金经理们的个人收入却影响不大。因为基金经理的收入来自基金的管理费，与业绩无关，这也是很多基金不断做大规模的内在动力之一。
　　不仅如此，作为距离金钱最近的一批人，基金经理利用“老鼠仓”等违法违规手段，赚取非法收益者也屡见报端。面对这一群体的高收入，基金赚钱时，基民还可以接受，亏钱时，双方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
　　在很多基金经理看来，基民亏钱，并不能全怪基金业绩不好。同样，在很多老基民看来，想通过基金赚钱，提升自己的认知更为关键。
　　【基民：为什么亏钱的总是我？】
　　2020年初，一位08年入市的基民老曲，遇到了通过投资基金买房的前同事，让他重新对基金燃起希望。
　　从同事那里，老曲了一系列宝贵经验，比如“管住手”，比如“不要频繁操作”等等，一句话，基民自己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老曲觉得亏钱的原因在自己，市场上则有很多数据和研究报告，支撑“基金不亏钱”的观点。
　　2006年至2020年，偏股型基金指数累计涨幅接近1300，年化收益率超过19。但来自基金业协会的另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自投资基金以来盈利的客户仅占41。2。
　　一边是偏股型基金年化19的高收益，一边是近60的基民亏钱。似乎，基民亏钱，真的不怪基金业绩。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基金赚钱，基民亏钱”，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现象。
　　据2021年10月发布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显示，投资收益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基民自身的投资行为。其中，其盈利水平与持仓时长高度正相关。
　　比如，持仓时长小于3个月的基民，平均收益率为负，盈利人数占比仅为39。1。而如果持仓时间超过十年，基民的平均收益率高达117。38，盈利人数占比达到98。41。
　　这份报告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公式，即“基民投基收益基金损益基民行为损益”。根据这个公式，在基金损益为正的情况下，基民亏钱，就应该归咎于基民错误的投资行为。
　　具体到投资行为，该报告指出，定投基民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基民。而在交易频率方面，交易次数越多，盈利情况越差。
　　数据显示，基民平均每月买卖行为不足1次，盈利人数占比达55。14，平均收益率为18。03。而如果每月买卖次数达到3次以上，盈利人数占比则不足45。
　　因此，基民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对亏钱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年轻投资者尤为明显。
　　据《Z世代基民洞察报告》显示，在受访的18岁至27岁的已参加工作或大学在读基民中，最短持有基金时间平均为2。4个月，短于1个月的比例达到44。
　　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曾表示：基金挣钱，持有人不挣钱的很大原因，是中国主动权益基金平均赎回率非常高。2015年中国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赎回率是250，现在是115，大概10个月换手一次。
　　“基金盈利，基民亏钱”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仍在于基民不能摆脱“追涨杀跌”、“频繁买卖”等错误的投资行为，根源还是在于心理弱点。
　　管住手，是多么痛的领悟。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做主。
　　但是，把亏钱“甩锅”给基民不能战胜人性的弱点，基金机构和基金经理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吗？
　　显然这并不合适，因为在很多时候，基金经理的操作，实际是在挑战基民的承受能力。
　　低位买入白马股，是长期稳定收益率的来源。比如在100元买入宁德时代，当股票在300元至700元的区间反复震荡时，基金经理的年化收益率仍然很高，但600元入场的基民，心理压力却要大得多，很难心态良好地与基金经理一起扛过风雨跌宕。
　　此外，有的基金经理为了“搏出位”，投资风格偏向极端，热衷于追热点、押赛道。对了，名利双收，错了，也不耽误自己拿管理费。收益与责任不成正比，也让基民更易成为某些基金经理“豪赌”的垫脚石。
　　当然，无论亏钱的责任在谁，拥有27万亿规模、7亿基民的基金市场，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巨无霸”。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很重要，如何在稳定持续发展中解决问题，其实更重要。
　　【金融重器，向何处去？】
　　伴随着全球局势的动荡和A股的持续下挫，目前的基金市场，再次走进了低迷时期。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主动权益基金（剔除ETF、指数型以及今年新成立的基金）基金中，仅282支取得正收益，占比4。15，亏损基金占比高达95。
　　一边是重要性日益增加的金融重器，一边是“绿肥红瘦”的基金收益，这种矛盾下，行业很难持续向好。
　　于是，基民们开始段子频出，而基金发行难如约而至。
　　回看中国基金业一路走来的30年，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用基金行业的一句经验总结，就是“好做不好卖，好卖不好做。”
　　这句话的意思是，基金产品少人问津、发行困难时，往往也是未来收益最好的时候。2018年时，A股在2500点徘徊，基金发行进入“寒冬期”，但回看那一时期，却是最近几年最佳的入场时机。
　　但很多时候，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为了追求规模最大化，往往在高点仍然加强销售，努力做大规模，以至于许多晚进场的基民被套在高点。
　　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导向机制，还带来了一个典型现象：
　　基金公司“什么热，卖什么”。从抱团以白酒为代表的核心资产，到追赶大火的新能源，再到军工、半导体、国产替代等等，几乎每一个板块大火的背后，基金公司都会推出大量的相关产品，诱导基民加快进场。
　　之所以如此操作，在于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是交易环节的申（认）购赎回费，二是保有环节的基金管理费和销售服务费。
　　前者与交易规模正相关，后者与基金保有量和结构正相关，但都与基民亏钱不沾边。所以，基民是亏是赚，除了影响新产品的销售，并不影响当前基金管理方的收入。前述基金经理的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之一。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这份《意见》明确要求，基金行业发展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正确处理好规模与质量、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高增长与可持续的关系，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切实做到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同提升、共进步。
　　这为7亿乃至更多基民迎来更友好的基金投资环境，打下了发展基础。
　　2022年8月，告别基金15年后，老水在网上立帖为证，宣布自己再次入市。他觉得，基金是保值增值的好工具，只要认真加以研究，加上一定的技巧，获取收益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投资，说到底还是一场自我修炼。
　　【参考资料】
　　〔1〕《“基金赚钱、基民亏钱”，全是基民的错？》薛洪言
　　〔2〕《2022股票基金大PK：谁最赚钱，谁最坑？》市值观察
　　〔3〕《公募20年，谁是基金经理中的“领头羊”？》星图金融研究院
　　〔4〕《顶流基金经理“翻车”：多位亏损超20规模和业绩难两全》21世纪经济报道
　　〔5〕《2022基民投资图鉴：“固收”也亏钱，货基落入“1”时代》经济观察报
　　〔6〕《中国公募基金二十年风雨路》赵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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