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和妻子认亲画面 蒙田说,别人有病,我也感到难受。这叫作感同身受,对他(她)人的苦难,自己也有切肤之痛,这便是同情心。只是绝大多数时候,别说是感同身受的实践,就连同情心的释出也是不那么容易。就以郭刚堂寻子来看,这事折腾24年,不管是对于郭家人而言,还是对于宏大叙事,也都可称得上可喜可贺。 然而当郭刚堂儿子郭新振(被拐的孩子)在认亲后说出决定留在养父母那边时,舆论上便瞬间泛起错付苦心的言论。言外之意,就是郭刚堂苦寻24年,也只是等来一场空悲叹,就算可以找回关系,但终究找不回生活。 不得不承认,时间可以泯灭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说郭刚堂起初是为找回孩子,那么往后那些年的摩托岁月,更像是在消解失子之苦。甚至从根本上讲,找回失子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孩子回到身边,而是确认孩子还活着,并且还健康的长大成人,毕竟谁都清楚,此时此刻孩子除却血缘上跟郭刚堂有联系,生活的所有秩序都是从养父母的家庭秩序中展开的。 坦白讲,拐卖孩子不只是夺走孩子,更多的伤害在于撕碎原生的关系,让原生家庭陷入悲苦,让孩子彻底进入另外的人生轨道。可在这个问题上,郭新振虽然直言养父母年纪比较大,对我有养育之恩,也需要人照顾,但是作为人生的抉择,他不免还是会有些许撕裂。 只是回到现实生活,郭新振真正的无奈还是生活的不可抗拒,他工作(据说是位教师,跟郭新振表述假期多不谋而合,这方面需要再验证)还在养父母那边,这对于一般经济条件的家庭来讲,想要彻底变动确实不易。循此可理解,这场认亲更像是确认安好的过程,至于生活本身,没有谁可以 不过作为郭刚堂和妻子来讲,找回儿子终归是需要的。因为24年的杳无音信,本就是致命的打击。这方面的困扰,郭刚堂和妻子在媒体面前也是全盘托出的,其中提到绝望,郭刚堂说找到固然好,找不到总还是要生活。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可能失子超过十年之后,他(她)们就已经开始自我消解,至于始终未停的摩托岁月也只是消解的实践兑现,而《失孤》电影的艺术表达,也只是讲出冰山一角。 有必要说明的是,纵览媒体对郭刚堂各种形式的采访,很容易发现郭刚堂是个性情中人,他自己不放弃寻子,除却在治愈自己,也是在治愈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在失去孩子后,很长时间都处于很不好的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就如他自己所言别人都说我坚强,可我回到家就不出门(每次寻子不得回家后)。并且在谈到关于失子家庭现状时,也直言很多家庭彻底坠入深渊,直到家破人亡,言外之意,自己和妻子总还算还是比较幸运(相较而言)。 无疑,人性是脆弱的。人总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脆弱,因为坚持不懈,也是脆弱的,倘若人性真是坚不可摧,也就很难出现抹泪的执念,也就不会出现要孩子不得去拐,去偷。所以我们常说,喊叫是对脆弱的平衡,毕竟内里空虚,才会虚张声势。 另外以收买为手段的养父母们,在面对亲生父母时到底该不该道歉,这或许也是寻子成功后需要直面的问题。平心而论,不管是法理审视,还是道德审视,普遍对第一环的拐卖者较为严酷,而对于最后一环的接手者养父母们基本上不那么严苛。 这使得拐卖案中的养父母们很容易走向平庸之恶。也就是阿伦特所强调的他(她)们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思考、丧失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动机的罪行。 也就是说,在系列案中案的情境里,因为统领作恶的不是自己,就会天然地认为自己不是作恶者。比较常见的辩解词是要是我们家不收买,可能会被坏人祸害。言外之意,自己本是作恶的环节,却还以为自己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与此同时,养育之情和亲缘之情到底该怎么掰扯,这始终是个难解的问题。要知道,在郭新振的问题上,他自己终归还算是幸运儿,起码就个人成长来讲,虽然被剥夺掉亲缘关系,但是成长的过程还算顺利(有稳定的工作)。 只是我们不妨给出假设,如果郭新振现在过得很差劲,他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养父母呢?平心而论,我们倒不是以过得好(经济状况)去衡量情感勾连,但是就以常规的认亲现实来讲,这确实也是个策动情感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认亲本身就是个复杂的过程,所谓找回也只是形式关系的弥合,具体关系要想走向全面的融合,这远比宏大叙事层面给出的答案更为难解。于此而言,讲述寻亲的故事,《失孤》电影的实践大概也只是例外,很难将亲缘的复杂性全数厘清,但是这种透视总是需要的,起码能不同方向的告诉人们,拐卖孩子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