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皆修的“仲景之学”，伟大之处究竟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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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学习中医的朋友，相信都会反复研读《伤寒杂病论》，因为《伤寒》乃是方书之祖，有着“一部伤寒医天下”的美誉。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那么多的医家和医说之中，为什么仲景之学能够获得如此的地位和大家的认可呢？今天，贠克强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仲景之学既“纯”又“杂”，既“伟大”又“普通”。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起去看吧！
　　后汉张仲景，后世尊为“医圣”，乃当之无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空前地创立了中医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辨证论治”诊疗体系，著成了《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为中医学术和临床医学奠定了具指南意义的坚实基础。除自身外，后世医者据此为华夏民族的健康和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本人的伟大功绩彪炳史册，不可磨灭。仲景能成为独一无二的“医圣”，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
　　“偶然性”者，“时势造英雄”。首先当时及以前的医学体系至少是不十分完善和成熟，虽《汉书艺文志》有“凡方技三十六家”“医经七家”之说，但各家各派，医经医方，散金碎玉，学术和临床有“脱节”，临床医学缺乏一个强大而行之有效的体系架构和思想“内核”来统领，故此时就需要一个旷世之才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其次，建安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伤寒瘟疫横行，死夭无数，此时亟需有人创立一部可最大限度救民患于水火的临床医学，此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便横空出世了。
　　“必然性”者，只有仲景之“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才能有此圣功。仲师以前及同时代并不缺乏有其才、有其能、有其勤的医界大贤，即如仲师于其《伤寒杂病论序》中所举，（不说上古）中世就有长桑、扁鹊，前有公乘阳庆及仓公，还有仲师没有提及大约同时代的华佗等，这些个个都是身怀绝技，有奇才奇能，但他们都没能像仲景一样兼容并包地整理、完善、总结、创立并升华当时的医学成就，或者他们均有自己的绝学，但阴差阳错，都没能流传下来。
　　2013年底，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10部（有人说9部）医书竹简。有学者言，这些医书是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的经典；更有学者通过考证得出，扁鹊最早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中医学术史因之可能要改写。窃以为，即使如此，但从传承性、包容性和成熟度来说，扁鹊学术体系是很难达到仲师体系之高度的，此丝毫不影响仲师“医圣”的地位。
　　但窃以为，中医界长期对仲师的认识存在“偏见”，不全面。只认定其学术之“纯”，不承认其学术之“杂”；只认定其“伟大”，不承认其“普通”。
　　仲师学术之“纯”，乃其创立独特的以“伤寒六经分证”为核心的、内涵脏腑经络，又超于脏腑经络范畴的“辨证论治”临床体系。因此，医界纯经方派者谓“六经钤百病”，这也是仲师的“伟大”之处。于此，古今医界谈得太多，这里就不再赘言。
　　但作为“医圣”，其成就其实是建立在“杂”的基础之上，这个“杂”就是其学术渊源之“杂”。如伤寒六经次序就完全本于《素问热论》，而六经病证的病位、性质及病机等也是于《素问热论》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伤寒杂病论》虽誉为“方书之祖”，然其中一部分方剂乃源于伊尹《汤液经》，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即《伤寒杂病论》），用之多验。”这在南北朝时梁陶弘景所辑《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汤液经法》的述要之作）中有充分证明，如其中小阳旦汤就是《伤寒论》桂枝汤、大阴旦汤就是《伤寒论》小柴胡汤、小青龙汤就是《伤寒论》麻黄汤、小白虎汤就是《伤寒论》白虎汤等，还有一些伤寒方乃《汤液经》方化裁而来，如此者不胜枚举。
　　然自古至今，医界虽承认其学有渊源，但多以为仲师体系独一而少牵涉其他，如以胡希恕为代表的一派认定仲师之学只源于《神农本草经》《汤液经》这一派系，而与《内经》或其他者少涉或无涉，认定仲师不谈五行，甚而不涉脏腑经络，更不谈气运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此篇除以“脏腑经络”入题外，其中还以脏腑经络为基础，谈及五行生克对应以及气运变化，这里也不一一细述了。而这些思想则多本于《内经》。仲师即用这篇以《内经》思想为主的文篇，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以举例的形式为全书做了原则性的提示，具有纲领性意义，属于全书总论性质。而其后各论则屡屡直接论及脏腑经络病患。《金匮要略》乃宋臣以馆阁蠹简《金匮玉函要略方》（《伤寒杂病论》之删节本）校订勒成，故此篇乃仲景之撰，当为定论。置于宋本《伤寒论》第三的《伤寒例》文之“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亦具运气意义。正文首虽明示“《阴阳大论》云”（因《阴阳大论》失传，无从考证仲师此篇引用其文之多少），但文中思想多与《内经》合，有些甚至直接引用《内经》之文，整篇文风则和上述《金匮要略》第一篇相一致。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篇文章亦为仲师所辑。至于其中“今搜采仲景旧论”之语，学者常引用借以否认《伤寒例》非仲景所作，实乃叔和于整理过程中的自注之言，被传抄者列为正文矣。那这篇文章在全书中的作用以及和其后伤寒“六经分证”之关联又是什么呢？乃从广义角度、常规理论角度论述了外感伤寒、温热、疫毒病之分类与辨治，具有伤寒热病之准则范例和指导性作用（包括气运变化之影响），为其后重点论述狭义伤寒“六经分证”夯实基础、廓清视野，并补六经辨证之不逮，而其后六经分证次序则直接效法于此篇所引《内经》之文，六经病证亦多依本于此。其后“六经分证辨治”主文则明言脏腑经络、五行气运少者，实乃其义已寓于其中焉，识者不难看出或悟出。
　　再看置于第一和第二的“辨脉法”和“平脉法”，大家可以比较和体悟一下，看其是否和后面“伤寒”脉法以及“金匮”脉法有一致性？至于这两篇脉法的意义和作用，除了仲师强调脉法于伤寒六经分证和杂病辨治中的重要性外，也是仲师对其“伤寒脉法”的前期“培训”，为读者准确理解并掌握伤寒六经分证以及《金匮》杂证的辨证施治打下脉法基础。由此又可得出什么结论，相信大家不言自明。
　　《金匮要略》第一篇、《伤寒论》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为仲师所辑撰，以及其兼容并包、糅合升华之学术轨迹亦和《伤寒杂病论》自序之所述相互印证。其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可知，“辨脉法”和“平脉法”和《平脉辨证》的关联），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如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细细体会这些话，方能领略仲师六经学术不是突兀的空中楼阁，“楼阁”下及其周围“铺垫”或“夯实”一些基础性、相容性的“材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此又映衬出仲师作为“医圣”为学之路的“普通性”。
　　然而医界自古就有学者和医者单以伤寒六经分证之“纯”而否定《伤寒杂病论》其他思想内容之“杂”，认定非仲景所撰，甚至有者因序文含有所谓“杂项”而认为《伤寒杂病论序》亦非仲师所作，而有者则认为其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并《平脉辨证》”一句因所谓“韵律句式”不同，并且为了切割《伤寒杂病论》和其他医典之关系，以彰显圣论之“纯”，而言此句乃他人杜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序文后面之“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一句，难道亦为他人添加？
　　而这样认定者，则多把矛头指向仲景的首席大功臣王叔和，认为从“序”到正论，皆是叔和借仲景之书而夹带自己的“私货”，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就是清代医家、重订错简派中坚人物喻嘉言了。喻嘉言这样讨伐叔和：“不察大意，妄行编次补缀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由复睹黼黻之华。”对于叔和在整理过程中是否存在错乱仲师原著条文次序的问题，余无从评定（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也是客观因素所致，非叔和初衷），但责叔和夹带“私货”，余本于以上的分析，则不敢苟同。此外，观叔和《脉经》，知其“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其卷五即首选“张仲景论脉”（其后又录“扁鹊脉法”），此正乃《伤寒论》“平脉法”文首部分，而所述脉法又与叔和自己脉法有别，可见叔和之实事求是。以叔和如此之严谨为学，岂可在仲师原著中穿凿附会大篇自己的东西。
　　总之，每个厥功甚伟的学术圣贤，其学术轨迹皆由博返约、由杂至纯，其事功之伟大皆由普通道路而来，博中有约，纯外有杂，伟大和普通互为化育。“医圣”张仲景就是这样，研究其著作亦应从这两方面着手，不能执一端而排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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