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家学者多出于儒家法家和儒家有何内在联系

　　在前秦时期，各路学派百家争鸣，其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之争非常激烈。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赵鞅、商鞅等，他们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可能有一点大家不知道，其实很多法家的学者早期是出于儒家，所以这两家学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那学习儒家思想后，为何会衍生出法家呢？一起来看看其中原因。
　　杀气腾腾的孔子
　　一直以来，儒家给人的印象是柔弱、满嘴仁义道德，但孔子倡导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杀敌。在战争频繁、野人出没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游列国，岂能只靠嘴上忽悠，岂能手无缚鸡之力？更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还有杀气腾腾、严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这本书出现之后，就让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肯定不是因为《春秋》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讲述专政、崇王（周天子），字里行间清晰地表达出了对乱臣贼子采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乱臣贼子才会害怕。清朝史学家章学诚评价：申（申不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件事，谈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认为量刑过重，但孔子认为：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说到底，孔子赞同法办弃灰于道者，汉朝时大儒刘向将之挪到了商鞅头上，成为商鞅严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状之一。
　　在针对乱臣贼子时，孔子明确的是喊打喊杀，主张严刑峻法；在针对百姓时，他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政令太宽容时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礼法纠正，政令过于严厉时百姓可能凋残不堪，就要用宽松的政令缓和他们，这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让百姓处于不宽不严的境地。可见，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以仁治国不假，但并不一味地软弱，如今人们印象中的圣母类型孔子思想，不过是后世儒家改造后的结果，并非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
　　与时俱进的子夏
　　儒家与法家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儒家崇古，希望恢复周礼，法家法今，追求与时俱进。以子夏的人生经历来看，主张与时俱进的成分更多。
　　子夏非常聪明，常常因为独到见解得到孔子赞扬，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因而告诫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所谓小人儒，就是指无远大见识，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细品一下，这是不是与儒家对法家的看法相类似？
　　事实上，孔子告诫子夏并未过于重视，在孔子去世后子夏不像颜回、曾参等人一样严守孔子之道，他重点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提出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因此子夏才会教出诸多法家弟子。
　　子夏担任莒父县令时，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想要取信于民，其手段就必然要与时俱进，否则如何取信于民？同时，取信于民时与使民效劳，不可能单纯地依靠道德仁义，还需要一定的法令条文。
　　与此同时，在对待乱臣贼子上，子夏比孔子还要直接、还要杀气腾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子夏对《春秋》乱臣贼子的态度：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也就是说，《春秋》告诉我们，对于奸佞之徒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也就是说，子夏虽然是孔门大儒，但他既继承了孔子又有所发展，所以子夏才会教出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后来专为墨家）这样的儒家门徒，又教出李悝、吴起这样的法家改革者。
　　人性本恶的荀子
　　荀子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故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但在思想上，却又提出了诸多利于法家的观点，比如以下三条：
　　首先，人心本恶说。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而性本恶是法家的理论基础。
　　其次，隆礼重法说。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但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法治为暴察之威，礼治为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礼义才是立法的精神。
　　第三，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荀子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就是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无疑与儒家崇古相矛盾。
　　说到底，荀子认可孔子的礼治、王道等理论，但在实现方式上却有不同看法，反而与法家更为接近。这样的荀子，教出李斯、韩非子等几个法家弟子似乎并不值得奇怪。
　　对于儒家与法家的关系，郭沫若一语道破：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礼仪制度）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儒法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两者内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子夏、荀子等人教出法家弟子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