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阴影下的侠如何走向衰亡

　　侠的出现最早源自士人的文武分工，知识阶层对统治者来讲，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自产生以来，文儒就被统治者所拉拢，成为统治者合作的对象。建立军功的士人同样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
　　但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的侠士，尽管具备相似的才能，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
　　战国以来，侠的漫长发展史也是一部屈服与衰亡史，法律与政治在他们面前无疑是一体两面的统治手段，他们的经历，也并非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快意潇洒，而是充满了阴影与暴力。
　　笑傲江湖（1984）剧照
　　犯禁之士：战国秦汉间的游侠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一再警告统治者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的危害，在他的言论中，游侠成为法的对立面，敬上畏法是法家所推重的民众理念，而游侠却与此格格不入，即他说的离法犯禁。
　　他主张统治者应该严格限制这一势力的发展，尤其要将他们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这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的定律。
　　所以自战国秦汉以降，侠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只能在政治与法律的夹缝中勉强生存。早在云梦秦简中，就出现了限制游侠活动的相关律令。
　　新龙门客栈（1992）剧照
　　《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西汉时的游侠依然承继了士人的精神气质，信与义是他们共同认同的理念。
　　郭解在当时享有盛名，却有儒生指责他专以奸犯公法，这一儒生随后被郭解的门客所杀，郭解因此受到牵连，主持审理的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因一粧与自己本未参与的凶杀案而受灭门，这一事件无疑表明，统治者是将游侠视作法律的对立面的，其势力永远不可能见容于帝国的统治秩序，说他们破坏法律只是扑灭他们的一个借口。他们的罪源就在于他们在统治阶级外形成了一股难以被控制的力量。
　　新龙门客栈（1992）剧照
　　郭解的死成为游侠衰落的一个标志，司马迁如此感叹：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只有他意识到，在统治者的压制下，真正的游侠精神已经逝去，此后的大多数所谓侠客，不过是居住在民间的豪强。
　　他当然了解法律与侠客永远处于对立面，但他超越性的关怀使其眼光远远在同代人之上：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不过他所提及的游侠的本质性精神，在后代却难以再见。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特意提到了以下的反面事例：汉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自年轻时就爱结交游侠之士，因此被汉明帝加上了谋反的罪名，被迫自杀。这一残酷的事件同样表明，统治者对侠客的警惕心之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人员与侠客相牵涉，也会因此受到法律惩罚，并会被夺去权力甚至生命。
　　新龙门客栈（1992）剧照
　　法外的隐逸者：唐代的豪侠
　　经历汉代的高压政策之后，游侠在六朝间迅速销声匿迹。虽然仍旧存在豪强势力，但是已无人再尊崇信与义，他们只是意图在军事斗争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隋末大乱中，各股豪强势力纷纷涌动，但政权终为李氏家族所得。唐代对于民间势力同样来取了高压手段，严格意义上的游侠已不得见。在唐人的想象中，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带有神秘色彩的豪侠。
　　唐代的豪侠小说主要见于宋人所编的《太平广记》，其中单列豪侠一类，收录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唐传奇篇章。
　　不过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涵与前代相比，已经大有差异，所谓豪侠实质上是能力超常的异人，他们或法术高超，或智勇过人，虽然也常常为人解忧，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已与司马迁笔下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大不相同。
　　唐代的豪侠逐渐与统治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甚至介入唐代的政治纷争中，而不再是为他人主持正义，或救人于困厄之中的纯粹游侠。
　　新龙门客栈（1992）剧照
　　著名的聂隐娘是为了保抑节度使而退却刺客，红线也是为了某一方政治势力而盗取金盒，在这些豪侠身上，普世性的信义观念已被私人恩义所取代。
　　唐代豪侠与其服务对象之间或多或少带有一种依附性的关系。即使侠客本身并不被法律所容，但文人们依旧在小说中为他们的存在建立了某种合理性作者以虚幻游离的描写提醒读者，这些人物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因此无须为他们的逍遥法外而担心。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虚幻世界里，他们也被赋予了世外高人的身份，一旦完成被授予的任务后，便迅速离开小说中的现实世界，不知所终。
　　刺客聂隐娘（2015）
　　唐传奇中最具游侠精神的人物当属《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一个在隋末的战乱中抱有争夺天下大志的人。作者杜光庭描写他有龙虎之状，为人豪爽慷慨，使人联想起汉代的大侠朱家、剧孟。
　　但正是这样一位气质过人的侠客，却在李世民的面前自甘屈服，感叹太原李氏，乃英主也，并因此远走海外，放弃自己的大业。
　　作者在结尾处甚至严厉批判了英雄与侠客的妄图，他如此写道：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如此一位豪侠，其存在意义不过是为说明李唐统治的正当性，这大概多少会令读者感到失望。
　　刺客聂隐娘（2015）
　　在《唐律疏议贼盗律》中，统治阶级还对妄图威胁政权的盗贼制定了相当严厉的刑罚，《斗讼律》中对民间斗殴行为也列出了严格的惩戒条例。
　　唐代文人当然清楚，他们笔下的所谓豪侠并不可能见容于现实生活，豪侠触犯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有意将他们所企慕的豪侠塑造为现实之外的隐逸者。
　　即使如此，想象中的豪侠也并未在思想观念上与主流意识完全相违背，他们或曾服务于官府，或早早意识到庙堂的高不可及，从而选择隐迹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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