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下乡了！

　　乡村大有可为！
　　文华商韬略刘柏铖
　　今年3月，农村农业部发布了一项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万人。
　　从高校到大型企业，从一线城市到三四五线城市，越来越多年轻人，正走向田间地头、山林深处。
　　【农村里的大学生】
　　2021年8月，在武汉江夏区的一个村子，一辆“遥控坦克”开进了村里的玉米田。
　　这是一辆遥控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田间的作物状况被实时传送到手机端，采集到的图像，用来自动分析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情况。
　　这样的新鲜玩意，通过改装，甚至可以在水稻田里进行巡检。
　　将“遥控玩具”与农业相结合，是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们想出来的“鬼点子”。
　　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到农村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2019年3月，共青团宣布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为了响应“新青年下乡”，武汉工程大学从师生中选拔了一批志愿者，组成了科技支农团。
　　这些志愿者的专业虽然看似与农业相隔甚远，却为农业带来了更全面、更新颖的跨界解决方案。
　　通过大量走访，实地采集土壤和水样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和大数据分析，支农团的志愿者们专门开发出一款APP，实时上传所有的农业相关数据，以帮助农户和相关企业获得更为全面的农业信息，建立有针对性的种植方案。
　　如今，江夏区的农户们，已经开始根据这些相关数据，来决策化肥的施用亦或是农作物的种植。
　　比起利用暑假期间短期志愿“下乡”的科技支农团，在广东遂城镇，石家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三年志愿者，对于遂城镇分界小学的学生们来说，他是“无所不知”的“石头哥哥”。
　　在石家敏看来，自己只不过做了很多的小事。
　　石家敏曾在学校中组织过一场趣味运动会，这种城市中很寻常的校园活动，却是这间乡村小学的第一次。这些信息闭塞的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知道百米赛跑和跳远的具体形式。
　　在中秋节时，石家敏还曾组织孩子们给父母写信。当地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孩子写的字、画的画。甚至有父母特意从学校要来石家敏的电话，亲自表示感谢。
　　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只是众多困难之一，许多地区的贫困，才是最大的痼疾。
　　广东省汕头市的梅径村，曾因缺乏良好的产业，人均年收入低下，一度被人们称之为“没劲”村。
　　深圳大学毕业的钟泽铃是梅径村扶村工作队的一员。2021年，钟泽铃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协助工作队将四百箱蜜蜂落户在梅径村。
　　为帮助梅径村的蜜蜂产业，钟泽铃需要时常早起，与养蜂人一起工作。在采蜜期，她跑遍了周围的山路调研蜜源是否充足，如果恰逢阴雨天，还需要检查蜜蜂的健康状况。对于当地刚刚接触蜜蜂产业的农民们，这些知识既难以快速掌握，又是必需的。
　　在工作队的努力下，梅径村的蜜蜂产业发展迅速，仅仅半年时间400箱蜜蜂就产出蜂蜜超过4000斤，有效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
　　类似这样的景象，在广东农村接连上演。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广东一省有2万余人报名“志愿服务乡村正兴行动”，在8月份，4000名大学生被选拔成为志愿者。
　　放眼全国，自2019年共青团引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至今，已经有千万余人次，参与到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城乡现状，正在变迁】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薪水尊严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答案中，“回归农村”竟然成为高频词汇，而排在“回归农村”前的，仅有“老师”、“学生”。
　　这个答案的背后，有一个高度共识，年轻人正对城市压力感到不满。
　　在麦可思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其中最夸张的当属郑州每4个人去到北上广深，就有5个人逃离北上广深。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持续呈现负增长。
　　在大城市里，学历的逐年“贬值”，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常来讲，一座城市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学历相对低的占绝大多数，学历越高占比越少，这样才最为合理。
　　但根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21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近110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超过35，高学历人口密集度全国第一。
　　高学历人口密集度第二的位置属于上海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8。
　　和全国水平相比，这是绝对的高比例：全国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总共才2亿多人，大约仅占中国14亿人口的14。
　　这样的现状，使得大城市内卷加剧，高学历挤占相对低学历人员的工作机会，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也使得大城市的年轻人口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在大城市内卷的另一面，则是农村逐渐“被抛弃”的现状。
　　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失，不少农村宅基地已经闲置，农业也变得逐渐边缘化，而农村的人口结构，也越来越“老龄化”、“空心化”。
　　过去，以农村的环境和发展程度，难以提供太多需要高学历、现代化技能的工作岗位，高学历人口逃离农村不可避免。
　　然而，日益便捷的高速交通与互联网，已缩短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也逐渐打破了城乡间的信息壁垒。
　　同时，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加工业以及流通、电商的逐渐繁盛，也让农村，反而出现更多的机遇，成为了就业新蓝海。
　　而这些产业，又往往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引入精细化经营、科技赋能、贸易方式等改善。
　　这样一来，具备有专业知识，有市场意识，并且接纳新鲜事物能力高的年轻人，反倒成了农村新产业里的“对口人才”。
　　回到农村，更有国家政策层面作为号召。
　　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誓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2019年3月，在共青团中央的组织下，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相关政策的下发，不仅向年轻人发出了回乡、下乡的号召，也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了切实的福利。
　　广东省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提供9。7亿资金，计划用4年时间面向全国招募1万名高校毕业生；成都则为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并为他们设立23个返乡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站，专门打造了23个创业孵化空间；自2018年，浙江省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大学毕业生提供每人每年1万元补助，目前已补贴大学毕业生近2000人
　　可以说，各个省市，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正全力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铺平道路。
　　截至今年3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多万，其中创办项目80以上是乡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真正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建设新农村，大有可为】
　　志愿者的到来，是一场乡村与志愿者的互惠互利。
　　云南省元阳县，拥有着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身处哈尼梯田核心区的阿者科村，由于其独特的村落景观，成为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这样的地理优势，理应产生优秀的旅游产业链。
　　然而由于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村内环境堪忧，旅游接待散漫无序，导致阿者科村一度成为典型的贫困村。
　　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组织团队到此地进行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编制了《阿者科计划》，并且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驻村，以推动计划的执行。
　　通过科学的研究介入村庄社会治理，阿者科村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被逐渐激活，村民们被组织了起来，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传统村落得到保护、旅游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实现增收。
　　2019年3月，阿者科村实现了第一次旅游分红，截至今年5月，阿者科村已经先后进行过6次分红，共计分红78。51万元。再加上平时经营旅游业获得的工资，阿者科村成功脱离贫困，成为“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
　　与此同时，团队中正在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员小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敲定出自己博士论文的框架。
　　这样的案例，已经很难去说是谁在帮助谁，而谁有改变了谁。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邹莉，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
　　曾经，很多人认为，一种科技手段只有彻底搞清机理后，才能付诸实践。
　　邹莉通过多年助农扶贫的技术指导后发现，只要确定一种成果能够帮助实现稳产高产，并且对环境、作物等没有害处，那么，在研究清楚应用场合、用量、环境条件等前提下，就可以大胆应用、跟进研究。
　　例如，种植在干旱地区的樟子松会出现衰退病，邹莉的团队发现，把血红铆钉菇打碎作为肥料，能较好地避免病害。虽然原理暂时还没搞清楚，但这样在“田间地头”的科研项目，同样使得邹莉多次获得科学进步奖。
　　当研究与实践越来越契合，农村的潜力也就被发掘出来，新的机遇与蓝海也一同出现。
　　在抖音上形象朴素的石嫣，已经做了多年的有机农场知识分享，镜头中看起来一副农民打扮的石嫣，其实有着丰富的学术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曾经的石嫣一度抵触自己的专业，总认为自己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去高校任教，可随着对现代化农场的逐步深入了解，石嫣找到了创业的思路CSA模式。
　　所谓CSA模式，简单理解就是生态有机农场，但因为去除了中间商、产品品质提高、生产风险较小，因此CSA模式的收益更大。
　　如今，石嫣与团队已经在北京郊区建成了260余亩的农场，为1500个家庭提供绿色蔬菜配送。同时，她还积极组织CSA联盟，为全国各地的新农人提供技术支持与销售平台。
　　在石嫣的影响下，有位曾在北京某时尚媒体做化妆师的新农人学员，也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回到安徽老家做起了生态莲子的生意。
　　在石嫣刚创业时，国内的CSA农场屈指可数，可如今，CSA农场数量已经超过了300家。
　　与石嫣做法相似的，是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正逐渐成为规范化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领头人。和传统农民相比，这群被称为农创客的新农民，具备更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品牌意识、市场洞察力。
　　如今，全国农民合作社已经超220万家，其中已有10。8万家农民合作社开始打造品牌。这些合作社已经带动全国近半农户的收入提升，比如贵州省毕节市的南方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连续几年来，已经引领成员收入增长超15倍。
　　拥有科技和现代经营理念赋能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已成为引领农户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
　　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不仅吸引了年轻创业者，也吸引了企业。2021年3月，华为“养猪”就成为热议话题，除华为外的大量互联网、房地产企业也都在进行着跨界“务农”。
　　很多企业开始协助培养乡村人才。2021年，腾讯就与农业农村部签署了“耕耘者”振兴计划战略合作协议，出资5亿元，用来合作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在各互联网大厂的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新产业模式正在成型，人工智能、云计算、视频技术、语音等技术，已经被引入农业的各个环节。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中，羊的数量、饲料，羊舍内的湿度、温度、氨气、硫化氢气体都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同时通过遥感技术可以进行精准调控。在利用这些手段以后，可以从以前每个人养10头羊到如今每人能够轻松管理3000头羊。
　　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来不会自动与农业结合。在各个时代，它都需要有人做先导者，有机制做保障。今天，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承担了这个角色。
　　而在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机制保障下，在政府、企业、大学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下，农村正在走出落后与封闭。
　　在不远的未来，农村将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现代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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