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丨专访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陈人杰在雪线上丈量理想

　　陈人杰
　　记者：您是浙江人，因为援藏，后来又决定调藏工作，至今在西藏生活了10年。在这个过程中，您经历了怎样的心灵转变？
　　陈人杰：我是浙江天台人，研究生毕业以后在杭州工作，后来有援藏的机会，就在2012年到了西藏。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我整整工作了7年。可以说，来西藏是个意外，但也是冥冥注定的事，从而开启了血亲般的爱之旅。一个游子，或者说一个内心的逃亡者，突然被置身于原始的蛮荒之境，我所看到的生命似乎都以原初的血液流淌。人在原始的自然面前，顿生渺茫之感、敬畏之心，这与杭州西湖经过千百年来的人工雕琢的美完全不同，所喷发的诗意也是天壤之别。在西湖的歌舞柳风中，是很难唤起宇宙意识、祖先情结、苍生情怀的，而在羌塘草原，不长一棵树却生长精神和传说的藏北腹地，抬眼望去，都是人类文明难以掠取和改造的自然，保留着特提斯古海隆起为世界屋脊以来的冰封时间和地理形态，我无时不被星星垂怜、被露珠指点，仿佛每一片草叶都处于起源、发端和重新开启的时间。在这里，身体之墙突然被拆掉，灵魂潜入了这大地之家，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这自然的伟力前，隐蔽和敞开、黑暗和澄明、辽远和封闭、孤独和胸怀、呼喊和哑默永远以其存在的本质，以更高的对立统一深深地启示着我：这里就是灵魂的家园。对于西藏，短暂的停留是不够的，需要身心长时间地融入和观照，付诸生活，就像水滴一样渗入它的大江大河里。
　　记者：《西藏书》是您到西藏后写就的第一部诗集。从中可以看出，西藏的山水、风物是您进行诗歌写作的重要灵感和素材。您是如何从大自然中提取诗意的？
　　陈人杰：诗歌的源头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头顶悠悠苍穹，四周荡荡莽原，与心底升起的渺小的感情、混沌的玄理，相互交融，共同催生出美妙的诗句。但现代人在杂事中奔波劳累，常常忘了关注自然，更不要说与自然对话，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相对疏离了。在一些诗歌作品中，欲望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堆积着个人的情感宣泄。西藏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基本保留了较为原始的自然性和宗教性。所以，米拉日巴笔下的自然是充满着和谐、明朗与欢乐的，是真正的在观照自然时产生的泯物我、超生死的愉悦。西藏的神奇不言而喻，从自然事物到宗教文化，但有多少人真正读懂它。现在的时代多的是游客心态，走一路炫一下。然而，西藏所吐露的隐秘的生命含义，需要你独对万物静修冥思才能等来内心启明。来到西藏，我时刻承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冲击，感受辽阔世界对于语言的刺激。我慢慢感觉到，我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旁观者，而是它泥土上的居民。我行走于雪域高原的每一条肌理，抚摸着花朵、青草、小溪、石头和群山，将自我沉入这奥妙里。所以，《西藏书》吟诵自然，以期从宁静中升起诗歌本质的抒情性，在自然中搜索诗歌的金子。
　　记者：从《西藏书》到获得鲁奖的《山海间》，写的都是西藏题材，但无论是从诗集分辑还是具体诗作的运思来看，诗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您作为作者，如何看待这两部诗集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化性？
　　陈人杰：这两部诗集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西藏书》主要记录的是2012年至2017年援藏期间的观察和感悟。其中写到的内容和情绪包括：初到高原的陌生、惊奇，对当地大美山川、地理、人文的体验，对援藏事业的凝视等等。不可否认，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种游客心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走遍了西藏大部分的地方，更加全面了解高原的现实生活，也更加深刻体悟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写《西藏书》的过程，也是自我心灵不断成长的过程。后来，连续三届的援藏工作结束，我决定调到西藏工作，整个心态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援藏的时候，我再怎么融入，也只是个援藏干部，像孙悟空，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在天空，有很多退路、念想，随时可以在浙江、西藏两边跑。但当决定留在高原上工作，两只脚便重重地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再也飞不走了，就必须重新思考和这片土地、人民的关系，只有建立血亲般饮水思源的感情，才能彻底地融入，开拓属于自己的新故乡，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星空。因此，《山海间》对于我而言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山海间》是我在高原上走出来的心灵之书，是大地诗章，是精神版图上的诗歌地理学，是我留在西藏之后的灵魂拷问之诗、精神再造之诗，也是我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愿望之书。因此，在创作这些诗的时候，可能会注入更加强烈的主体情感，同时随着对写作对象更加熟悉，笔法也相对更加娴熟、从容一些。
　　记者：诗集《山海间》中的短诗《月亮邮戳》、长诗《光的谱系》等，都直面了新时代的主旋律题材。您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情感和技术的处理，以避免陷入口号化的困境？
　　陈人杰：就新时代诗歌而言，现实题材是一个巨大的营养宝库。我在《山海间》中进行了大量的现实题材书写。比如说，长年牧守边疆的卓嘎、央宗姐妹，她们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如何从小处入手，呈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含蓄委婉中隐而不发，营造无尽的想象和诗意空间，使政治诗写得轻盈深沉？我想起了个人的援藏经历，不也是在一封封的书信里寄托着两地情书，想起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海平面的只是冰山的那一部分小角，庞大的、深沉的部分却一直被掩埋在大海之下，也想起了李白、杜甫、苏轼笔下的月亮，还有进入邮政时代之后的邮戳最后凝结出月亮邮戳这一书写在天空中的意象。月亮邮戳不是千里共婵娟的现代表达吗？念及此，虽然如水的时光将一切变成过去，却也促使了一首诗的诞生。《月亮邮戳》中写道：春风吹开雪莲花的时候我给你写信信封像雪一样白上面盖着月亮的邮戳。新时代诗歌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除了要关注题材的选择，还要强调一种审美创造性，将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长诗《光的谱系》处理的是易地搬迁、脱贫攻坚的主题。2019年11月，我来到八宿县林卡乡叶巴村驻村，亲身经历了叶巴村75户贫困户整体搬迁到县城附近西巴村的过程。能够搬到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生活，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叶巴村毕竟是这些搬迁者世代生活的故土，我在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不舍和惆怅，因此，在写作中，我将自己多年农村的生活经验切入其中。人生的丰富性、诗歌的深刻性，都需要我们回归事件本身，所以，我在诗中写道：这早起的草是中年之书乡邻如同抽走的偏旁虫鸣月光，是萧瑟的减法。而这故土也不会完全荒废：有些东西不会真的消失它趁我不在的时候人间失去的鹰，正从天空找回。自然的力量会修复这一切，使之成为新的生命的家园。对于县城新生活，从敞开的庭院到平地高楼，从泥土到钢筋水泥，我要重新研究潜藏在物象里的性格地理学，看看他们如何成为城市新人。在这个过程中，故土的风，吹着新居，一直吹，吹向鸿蒙的未来，村民们在对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辩证思考中走向新生活。我想，我就是尽量在诗歌中提供多个思考侧面，多角度地真实地反映出村民们的生活发展、精神变化。
　　记者：《山海间》中有很多篇章是站在高原回望江南。高原的经验、江南的经验是如何在您的诗作中实现融合的？
　　陈人杰：西藏和浙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但都给了我诗歌写作以巨大的营养。在江南，我可以写出很多小情小调、委婉柔美的诗作，但是到了西藏以后，一旦进入关于高原的写作，就比较可能写出一种崇高、壮阔的境界。我是尽量把这两种元素融合起来，进行一种新的诗歌创造。比方说，在《山海间》里写到一个意象世界屋脊的瓦片。我们知道，世界屋脊是高原的经验，而瓦片是江南的经验，带着发现的眼光，将两者一叠加，就会出现新的意象。
　　在长诗《与妻书》和《山海间》中，更是多方面融入了高原和江南两地经验。我刚到叶巴村驻村的当晚，回想起自己在藏北援藏的7年岁月，如今又到了藏东横断山脉的旮旯角落，从人间天堂杭州，到几乎不见灯影的村落，此中滋味只有经历了才能体悟。我无法不生发命运的寻问，并思索诗歌在一个人身上到底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与荣光。尤其在静夜，当我听着怒江的涛声，恍惚中仿佛这涛声也是来自钱塘江。一时间，江南的岁月，援藏的时光，一并涌上心头，深感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天空似乎有一道神谕劈过：你既无路可循，便只有以诗救赎，把黑白相间的日子化作诗歌的金色矿藏。于是才有了用生命经历写成的血泪之书《与妻书》，和为西藏脱贫攻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出的文学答卷《山海间》。放心，我们的孩子我照顾好，白云上的孩子你轻轻擦去忧伤，你看，儿子又长高了他的年龄，恰是你在藏的年轮。《与妻书》便成为我和家人的生命记录，其中写到聚少离多的命运对话，以及新时代援藏干部英雄气儿女情的精神地理志。而在《山海间》中，我主要聚焦的是自己从浙江杭州到西藏申扎，再从申扎到八宿的一个偏僻村落，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线到底有多长，只能通过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于高冷、孤绝、自省中，一次次拓宽内心的精神疆域，仿佛故乡和他乡，一半在九霄高悬，一半在体内下沉，以我为虹，架起两个天堂间的对话，神性和苦难，都在用闪电划开诗行。在地理上的山海间，在大时代背景下，变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小小注脚。
　　记者：您在创作谈中说，诗人要秉承杜甫等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精神，持有恒常的悲悯之心。您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是如何实践这一诗歌观念的？
　　陈人杰：到了西藏以后，我深切地感受到，诗人要有苍生情怀。因为你关注自然，关注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你就懂得万物有灵、万物平等。在《山海间》中，有首诗叫《冻红的石头》：高原并不寂寞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荒凉的地方孤独，只是人感到孤独一天夜里，我看到星星闪烁的高处雪峰在聚会又有一次，我从那曲回来看见旷野里的石头冻得通红像孩童的脸。而另一些石头黑得像铁像老去的父亲它们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从不需要人类那样的语言。我们要善待大自然，相信那无形的力量。
　　更重要的，诗人要热爱生活只有这样，生活才会热爱诗人。说出生活里的光和盐，就是说出生命里的爱和痛。从最初的诗集《回家》，到《西藏书》，再到《山海间》，都有很多笔墨关注身边的普通人。当然，书写西藏大地上的牧民，视角可能需要做一些转变。他们有信仰作为支撑，很少为生存的困境而抱怨，置生死于天地间。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像一棵饱经风霜的树，顽强坚韧，具有一种宗教感。所有的日子都是一个日子，所有的道路都是一条道路，从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所有的情感最终都指向灵魂深处的家园。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陈人杰：作为一名靠语言的星粒取火温暖的人，我来西藏难免有精神寻根的意味，希望通过诗歌来一次精神飞升。只有内心像泉水一样和西藏山川融在一起，才能完成超越。我现在主要是在写《高原高峰》这一部诗集。在这其中，当然不能缺少关于喜马拉雅山的长诗。我想把它的山川、地理、宗教和苦难的历史结合在一起。通过走边防，我也了解了我们边防工作的艰辛、强大，以及边防部队肩负的光荣使命。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诗歌语言进行挖掘、深化，写出时代性的诗歌，以感恩这片土地、这个时代。此外在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中，青藏高原，这片庄严神秘静穆的母土完美象征着高原高峰的精神版图。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更是每一颗艺术良心仰望的精神高地，我期待这份属于诗歌和西藏的使命荣光。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3年2月27日2版（网络转载有部分文字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