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人“卷”成都

　　“我来成都的时候，想要的可不是这种生活。”陈徐言刚坐下，气还没喘匀，就先抛出了这句话。
　　两年前，为了彻底逃离北京的种种不如意，陈徐言决心在成都“过上最好的生活”在市中心买套130平起步的新房子、找份不用加班的工作、空了就扎进茶馆、“摆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指聊天）”。
　　两年后，她的大部分愿望都落空了：满意的房子超出预算，几个“次优选项”还没摇中号，她只好一直租房住。
　　“巴适”的生活更是别想了。我在成都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陈徐言时，她因跟投资人谈判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采访匆匆结束后，她又端着半杯咖啡快步赶回公司加班。
　　过去十年间，成都展现出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自2017年实施“人才新政”以来，平均每天约500人落户成都。从2019年起，在新一线城市中，成都人口增量仅次于杭州。去年成都更成为全国最热门迁入地，人口一年净增20万以上。
　　2020年落户数据显示，除了就近吸纳中西部城市青年，成都对一线城市青年的吸引力逐年增强。在落户来源地中，北京、上海、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第28位、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第18位和第4位。
　　这座工于营销的城市，将自己打造成安逸、幸福与文艺的代名词，精准击中了在北上广过着“996”生活的打工人。在“海内外to成都”社群，7080成员来自互联网与金融行业。加班严重、在一线买不起房、无法定居和对生活质量不满意是他们移居成都的主要原因。
　　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成都确有其优势。除了落户政策与房价友好，成都还承接了互联网的中尾部产业。互联网大厂纷纷在成都设立分部和子公司，多数是人力密集型业务，制造出很大的人才缺口不仅有庞大的数量，高层次用人需求亦随之涌现。
　　成都高新园区
　　“本土人才是填不上的”，悟空教育人力资源总监张顺告诉我们。这家海外在线教育公司在成都与北京均设有工区，部分岗位在成都能收到的简历却只有北京的15，“履历水平与北上广存在较大差距”，其创始人王玮认为。
　　然而，迁徙人群到成都的第一课却是如陈徐言一样的落差。“遍地都是小公司，单休是常态，甚至五险一金都不一定有。”一位迁徙人说道。老成都式的生活也很难过上，“除非你不干互联网和金融。”
　　降低期待
　　很多案例表明，“拿着北上广的薪资，过着成都的生活”在现阶段实现的机会很小。
　　在众多迁移路径中，先找好工作，再在公司内部调到成都，是最平滑的过渡。这比跨公司、跨行业转到成都都要要容易许多，但薪资很难保持北上广的水平。
　　一位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接受了几乎腰斩的薪资，而且业务量反而加重了分公司人手更少，项目周期又不能缩短。团队对北京调来的他寄予厚望，结果假期也全用来干工作。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拼命转动的陀螺，精疲力尽又不敢倒下。”
　　大部分优质岗位是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部，具体岗位上“科技行业以研发、客服类岗位为主，产品、设计类较少。金融行业，则是前台销售、市场类岗位居多。投研分析等岗位基本在总部或一线。”“海内外to成都”社群群主杨夏分析道。
　　这意味着，在公司内部转岗回成都，能选的岗位有限。张顺告诉我们，互联网公司不会将业务增长型平台放在中部，放在成都的岗位属性“一定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台职能型、支撑型的岗位，或是研发类型里工作环境偏稳定的。从北京迁到成都的梁少其直言：“需要的硬核技术没那么多，很多业务得靠人工堆砌起来。”
　　即使进入一线大型企业在成都的分部和子公司，工资也很难达到在一线的水准。几位工作2、3年的成都程序员告诉我们，他们的月薪均在8000元9000元，只有北上同岗位薪资的不到75。
　　成都本土企业实力较弱，也开不出太高的工资。根据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大部分上榜企业位于北上广深。直到2021年，新希望控股集团才以316亿美元的营收位列榜单第390位，成为四川首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
　　郭容意刚加入成都本土一家创业公司时，在北京、上海常见的学历仿佛变得很厉害，“身边的同事听说是985本硕，会有小声惊讶。”因此涨薪速度会比别人快一点。但是她很快发现，现有岗位难度不大，能积累的项目经验很少。
　　“一开始就在成都工作，跳去大厂很困难。”她面试的几个大厂岗位，最多只到第二轮。对方看岗位与项目是匹配的，仔细问问就发现实际做的事“是一线大厂几年前的玩法”。
　　杨念念从上海搬到成都的两年间，一直在几家小创业公司间横跳。她形容成都许多创业者是“土老板”。由于本土投资机构不多，老板拿自己的钱注资，说话分量自然很重。工作“比较看老板个人的喜好”，一言堂的现象并不少见。
　　她明显感到，职业天花板踮踮脚就能够到。公司人员不多，又极重人情，几个核心的高管职位由老板的亲信把控，职级大上1级2级的领导已经工作了近10年。上升变得遥不可期，真正想做些事还得拉人另起炉灶。
　　除了工作，住在哪是最影响打工人幸福感的因素。在买房问题上，字节跳动产品经理亦安也经历了好几轮调低期待的过程。在北京买一个五六十年房龄的老房子，还能凑合，“但回成都，三十年的房都受不了。”
　　几个月里，他跟着中介看了各种各样的小区，有的太老，有的小区环境差，有的楼层又太高。边看二手边开始参与成都的新房摇号，目标从最想买的核心区域，一直往边缘区调整。
　　最终，他在天府新区的次核心区买下一套130平方米新房。房子总价260多万，家里给了一半支持，80万首付也就凑齐了。亦安也看过北京的楼盘，同样的总价顶多买套40多平的小房子，光首付就得150万。
　　遗憾的是，房子距离成都市中心还有一小时左右的地铁，带来的可能是新的糟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成都的通勤距离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逃离一小时起步的北京通勤，来到成都可能也难以满意。
　　两个成都
　　“新成都人”不但拿不到北上广的工资，也很难过上老成都人的生活。
　　从成都内部来看，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哪个区工作。
　　自小在成都长大的互联网创业者Kevin认为。典型的老成都人靠拆迁和做买卖发财起家，只求一份稳定、不忙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只在二环里有。”
　　迁徙成都的人，基本上在高新区定居。这里不像成都，更像是北上广的复刻版。
　　“成都分为两座城，高新区和其他区。”在软件园见到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的时候，他脱口便是这句话。
　　成都市高新区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自2000年获国务院批准在高新区设立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区起，大型全球高科技企业纷至沓来。2006年又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
　　高新区的发展与互联网产业的进程密切相关。根据张正刚提供的《2020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至2020年，成都市规模以上互联网相关企业已有518家，其中35家营收超10亿元。在这块资本本不活跃的土壤，10年前全年投融资事件仅43起。而在2020年，投融资事件发生了113起，主要为天使轮与A轮。2022年仅第一季度，投融资事件就发生了90起，位列全国第8。
　　在多位采访对象的口中，我听到类似的表述高新区像是北上广深在成都的一块飞地。张顺出地铁站看到高新区的第一眼，觉得和北京望京没有区别。“成都的高新区其实就是一个深圳”，Kevin说。
　　仅看一家公司开在二环，还是高新区，即可判断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传统的“855”还是互联网行业的“996”。在互联网做非技术岗的姚先生新公司在二环，他很少加班，而他在高新区互联网公司供职的朋友，晚上12点下班已经成了习惯。“晚上往高新区那边走，地铁坐到最后两站，就像是在北京天通苑一样，都是刚刚下班的人。”上述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正是在高新区办公。
　　与遍地茶馆、棋牌室和KTV的老城区不同，高新区只有众多钢筋水泥浇筑的大厦。这里遍布着咖啡店、便利店、快餐店，许多餐饮店口味经过改良，变得没那么油和辣，也更适合外带，适应外地打工人需求。晚上9点后仍能见到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楼下成群结队的网约车在等待乘客。
　　我在高新区一家咖啡馆坐了一整个下午，那天是工作日，店里几乎坐满。相邻几桌客人分别在谈论新经济模式、Web3和虚拟货币创业，其中两位男士就互联网是否已经是夕阳行业发生了争执。
　　会计师北川初到成都时，在老城区的东门大桥附近住了三年多。“成都的爷们过日子，走路一步三甩手”，喝素毛峰、掏耳朵的老成都人挤满鹤鸣茶馆。只要不踏足高新区，依然能保持安逸。他的住所楼下就是各种美食店，火锅、串串、钵钵鸡、冒菜、兔头、烧烤应有尽有，价格也不贵，大部分几十块就能吃到。
　　下班及周末，他经常探访地道的本地美食，望平街、牛王庙、玉双路，逐个找下去。天气好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去公园或者河边喝喝坝坝茶、晒晒太阳。后来，他拿到一个高新区的工作机会，就过上了“跟上海没什么区别”的生活，人也宅了起来。
　　城市变迁的痕迹在高新区亦可看见。去银泰采访时，出租车将我放在一条狭长、曲折的街道。路边随意停放着车辆，两侧均是个体商户，看不到熟知的消费品牌。一家门脸灰扑扑的盲人按摩店，按一小时人均仅60元。一家麻辣串串店的女老板，操着浓重的川音，先是拉着我的胳膊迎进店，后来为了要我多消费，多次从身边走过时念叨着：“拿太少了，浪费底料。”四川人的热情与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一走到狭路尽头，我碰到的人便以英文名互称，行动举止充满职业气息讲求效率与规则。他们的文化墙上，写着“坦诚清晰”与“始终创业”。在高新区工作，你多半是他们中的一员。
　　把成都卷起来
　　北上广人的迁徙潮带动了成都的改变。
　　我在老城区一家面馆嗦碗杂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见到两位中途掏出电脑办公的男士，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店老板见证了内卷的侵袭：近两三年，越来越多年轻顾客满口都是他听不懂的新潮词汇。
　　市井气与现代商业的冲突早期很明显。2012年前后，张正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成都人不加班，比较散漫。”一些知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到北京。总部不迁出成都，对方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抵御风险，许多公司设立双总部，将研发或产品总部放在成都，将市场总部放在北上广。
　　许多人在来成都前，已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式已内化于心。迁徙潮发生10年后，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张正刚在招聘时“感觉到非常不一样”，职业素养在简历阶段就能看出。
　　如今，加密货币新贵KuCoin的总部即设在成都。今年5月，这家公司从JumpCrypto牵头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5亿美元后，其估值达到100亿美元。“成都也有征服美国人的公司了！”一位科技圈人士惊叹道。
　　内卷风气也在此地兴盛。“太多人涌入成都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言。同样受“安逸”吸引来到成都后，他赶上的却是同事“往死里
　　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长，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但这个岗位可能在一线城市只能算一个中等的岗位。”杨夏说。
　　去年，腾讯在成都注册了一家人工智能客服分公司，用数字机器人技术做客户服务。张正刚直言，“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以前这类分公司只会注册在本部。依托庞大的客服基础，成都也得以生长出一些新的业态。
　　在他看来，随着互联网C端用户见顶，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已成必然。成都的服务业基础能为互联网B端业务提供充足的服务场景。而且，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数字经济，成都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来承接互联网B端业务。
　　在张顺看来，2018、2019年，互联网已经开始初见颓势，只是头部公司比中尾部公司受到的冲击小，并不是业绩没有受影响，而是有充足的资本维持发展。那两年，互联网公司的版图仍在外扩，成都成为其布局中的一环，由此获得快速发展。
　　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做互联网，原本是为了追逐梦想，“当他慢慢发现这个行业没有之前那么欣欣向荣，他就会更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互联网中部以上公司还有发展潜力的时候，尾部公司在一线已经被淘汰了。2021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期结束后，张顺认为成都对部分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发生变化对比高速发展时期，有一定下降。“尤其是高新区。”
　　张正刚则认为，产业迁移仍非根本，核心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还将持续。
　　“疫情是影响近三年、以及未来5年10年的最大因素，波及范围极广。”创业的成本在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北上广留不住，家乡小城市回不去，“彰显了成都的独特价值。”
　　工作与生活皆可期许
　　“我更想把成都描绘成一种对年轻人来讲，有未来、可期许的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王玮说。
　　过去10多年，张顺追求的是敲钟、1号位，每次换工作，业务营收要越来越大。30多岁在咨询公司是拼了命地干，33岁就做到了集团副总裁，“我就一直想往上走。”妻子跟随他工作的变动搬来搬去。
　　一系列化学反应发生了，他经历了教培业地震。双减政策出台后，他的线下业务再无上市可能，投资人“赔得底裤都掉了。”他不再去热钱公司，“我好像开了个窍，想稳一点。”儿子的出生是催化剂，他的重心开始向家庭倾斜。
　　决定离开一线城市时，张顺选中了成都，“找个她娘俩喜欢的城市”。他把房子租在二环内，让妻子和儿子过上老成都式的生活，自己在高新区上班。
　　梁少其是少有的没有经历落差的迁徙人。她来到成都是为了支持公司新基地的搭建，新业务受到集团的重视，工作节奏反而在北京更快。她全身心扑上去，晚上三四点下班不算稀奇，甚至通宵也有过。
　　无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北京时，她常常担心和别人差距特别大，焦虑得周末都在学习。由于行业变动，她不得不从公司离职，最初的那两个月，她焦虑更深，“有太长的空窗期影响职业发展怎么办？”
　　没多久，她就遇到了男友，并在半年后完婚。结婚生子在北京时看来这样“恐怖”的事，到成都居然毫无抗拒地接受了。
　　梁少其想做的教育或互联网类岗位，在成都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不难找到。一家头部教育科技公司已经发出过邀约，希望聘请她做项目负责人。
　　这次，她没有急着复工，而是打算边筹备婚礼，边思考下一步的职业方向，想清楚再做决定。工作还要做30年，“休息几个月也没什么大不了。”心态从容了许多。
　　目前，成都地铁总里程已超500公里，加上市域快轨和有轨电车，位列全国第三，打破了多年以来上海、北京、广州维持前三的格局。通勤效率提升了数倍，打工人们有更多机会住在离老城区更近的地方，品尝烟火气。
　　今年三月份，姚先生刚下飞机就直奔火锅店，狠狠感受了一次四川的辣味火锅。听着火锅店中飘来的四川话，他感觉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市井气”。成都连日的阴雨，姚先生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下班后，他会约着两三好友一起去大排档喝酒撸串。“北京没有生活，下班后就只想睡觉”。
　　下午三点，川西茶廊一座难求，老成都人习惯在此喝盖碗茶、摆龙门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都人可以有车有房有户口，不再是客人，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开车出成都两三百公里，即可抵达青藏高原，感受藏区风景。或者直接站到龙泉山，或某栋高楼的楼顶，也可能拍到贡嘎雪山。都市生活与自然风光，相隔并不遥远。
　　在一次次调低预期后，不少迁徙族们得到的幸福感，依然比北上广深要强。
　　（应受访者要求，除张正刚、王玮、张顺、杨夏、Kevin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