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葛兆光之中国思想史有感

　　张凯张哲汇
　　读了《中国思想史》，我深感古时候王朝的更替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更加需要的是对民心的征服。但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探讨点，那就是王朝的更替正义与否，那么正义这个极具道德标签的词是否能跟冰冷残酷的王朝更替搭得上关系呢？
　　说实话，这两者间的关系用具物代入的方法很容易判别，二者并无实际联系，甚至硬要把二者扯上关系的话甚至是有些荒谬的。因为本身王朝更替就是一个纯粹的利益角逐，那又谈何正义呢？难道前朝的坐天下就是理所当然，就是正义的？那岂不是说前前朝的更正义？那这个时候似乎就出现一个悖论了，那就是永远是非正义似乎永远会战胜正义，由此可见用正义作为标杆去衡量王朝更替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但现实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各种形态皆有，并没有规定负面的事物是不容于世的，因为这负面与否不也是人类赋予它的定义吗？而人类本身都只是万物之一，又怎么能够去定论一件事物存在的价值呢？，而这为了我们眼中的谬论赋予了存在的可能性，而在王朝更替阶段的正义定论的存在又是其存在的实证，所以此时再去对其荒谬与否定性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该种评价完全不影响其客观存在。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王朝初立时总是会存在一些民怨或者反对的声音的，这其中就不乏有因为对该王朝更替的非正义认定的原因存在。为什么会有这种定性式的评论出现呢？以我一个法学生的视角来分析：江山未定时本是无主物，只有当某人将其置于自身可控领域时构成类同于民事领域的先占i时，其自然也也被推定为物主了，这种因先占而被推定为主人的传统已经传习了几千年了，一个已被先占的物被人明目张胆地抢劫，这就是不正义的来源了，所以当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取代的时候，总会被冠以乱臣贼子的罪名。在中国古时的封建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ii根深蒂固，而在明朝之前，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其他六大洲的存在，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说，在秦朝大一统之至明朝这段期间，皇帝基本认为其登基即意味着全世界的拥有，而这简直是一个人生不可逾越的巅峰，所以其所携带的诱惑也是无比巨大的，诱惑导致的群雄并起意味着没有强大的武力是没有资格来逐鹿天下的。但光有武力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从法西斯的战败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么才能既得了这个天下又能守住它呢？古语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告诉我们要多使巧劲儿，那与刚强之武力的怀柔手段自然就是思想上的教化了。那这样的推论到底是否正确呢？古人用谁能载舟亦能覆舟来比喻君王和其臣民间的关系，这个比喻是十分贴切的，因为无数次的王朝更替莫不如是的历史经验已经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而这句话赋予了在治国上或者守天下时使用思想教化或者说思想控制的重要性。而人心最是难测，因为心悦诚服比表面上的屈服艰难百倍，而这难处大约有三：1。人类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愿受束缚；2。先占思想衍生的正义观；3。顺服后义务之履行远大于权利之承受的权利逆差。以上三点已经很好的说明了收服人心之艰，但要说做到也不是无法可依。对思想的控制之良策无非有二，即宗教和教育，而在此书中就提到了普遍文化认识，将其客观化之后其实就是多数人信奉之宗教教义和文化学说，这样就相当于堵住了文人和大众之口诛笔伐和悠悠之口，这样统治者就达到了其集权的目的，所以说普遍文化对王权支持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授予或者让渡，让权力角逐者师出有名，如史上有名的的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就是典型的君权神授iii。
　　所以，綜上可知王朝的更替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更加需要的是对民心的征服，从古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就可见一斑！
　　注释：
　　1。刘保玉，吴安青。民法典物权编的结构安排与内容设计〔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06）：113。
　　2。欣欣。易中天：写作中华史是一次科学实验〔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1224（018）。
　　3。张曙晖，徐珺玉。皇权至上的理论建构过程兼论正名思想的演变路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03）：14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