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科学精神从科学与迷信的对立角度反对邪教法轮功

　　科学与迷信，本来是相距十分遥远的两极，但是如果缺乏科学精神，就很容易坠入迷信，其中包括各种旧的迷信和各种新兴的迷信，当然也包括地地道道的现代迷信代表法轮功。弘扬科学精神，对于深入认清邪教法轮功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政治本质及严重危害，对于顺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回顾一下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有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因而也有自己传统的科学精神。然而中国人用科学这个概念指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包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迄今大约只有百年的历史。
　　西方科学的传入，始于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华。在科学概念传入前，中国人用传统的概念把西方传入的学问叫做格致之学。鸦片战争中一系列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深刻认识到先进学问的重要性。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学问，作为中国学问的补充。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探讨。此后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就是用西学的运动。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又对中学与西学的搭配失去了信心。严复提出我们不仅要学习西学的指示，而且要学习西学的求知方法和态度，这就是科学精神。几年以后，严复又明确地把格致叫做科学，同时他一面赞美科学，一面反对旧学，并且认为可与就学相对抗、并且优于旧学的，就是科学。
　　此后，孙中山明确地把科学和孔孟之学对立起来，在多次演讲中赞扬科学。孙中山曾说真知特识比从科学而来，这表明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求知的方法和态度，也就是科学的精神。后来它把科学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认为科学是立国之本，可见他已经把科学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在孙中山的推动下，科学极大的提高了它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在他们之后，更高举起科学大旗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要求知，就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并且由主观进行符合逻辑的整理。因此，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求知问题的民主制度。
　　对科学的呼唤到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人们当时更加痛切的感到，没有科学和民主精神，中国就永远无法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正是依赖这种精神，当时先进的人物都竟相寻找真正能够救国的道路，才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从严复开始，到五四结束，他们呼唤的科学精神，给中国人的求知态度和方式开了一个新纪元。虽然他们对科学精神的说明，还是很初步和幼稚，但对科学精神的内核，他们却把握地非常准确。
　　二
　　从严复到无四所提倡的科学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封建迷信。
　　迷信这个概念不是近代才有的，迷信的本意就是相信不该信的东西。人们把宗教从一般迷信中区分出来，就把新土地，信龙王，信风水，信算命，信各种鬼神，信祖先保佑等叫做封建迷信。
　　破除这种迷信的工作，不是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的。早在封建时代，儒者官吏们就不断地清除国家规定之外的祭祀，即所谓淫祀。康有为、张之洞等主张废除淫祀，可说是后来反对封建迷信的先声。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废除了上帝崇拜和祭天礼仪，儒教的其它设施也随之被废除，因为新的共和国在法律上是不信神的。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必须破除封建迷信。而中国共产党对封建迷信的破除，也更加彻底，更加广泛和深入。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而不把佛寺、道观统统列为迷信。从总体说来，破除封建迷信的工作极大地振奋了群众的精神，促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可以说，没有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动，就没有中国的新生。
　　三
　　恩格斯认为人们在面对奇异现象时，不仅要用自己的眼睛，而且要带上批判的头脑。而所谓批判的头脑，也就是分析的头脑，不盲从，不轻信，然后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查清事实真相，再作结论。1922年，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把科学分为精神、方法、本身、应用四个方面，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所谓科学精神，其核心是求真。
　　从平复到五四，我们前辈破除了对古人的迷信，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对自己的信心。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科学精神，就应该严肃、谨慎，求实求真，不可相信什么神灵鬼怪，也不可相信有预卜先知的神仙，更不可与巫鬼为伍、妖孽为伴；更重要的是应该深入批判李洪志邪教否定现实社会的末世论、包藏险恶政治野心的政府无用论、胡编乱凑的宇宙杂说、荒诞离奇的神造人论、虚假伪善的真善忍说、残害生命的业力回报说以及他的欺世骗术，从深层次上进一步认清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的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政治本质及严重危害，从思想理论上提高对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