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荣八耻的哲学思考

　　胡锦涛主席在十届政协会议期间提出的八荣八耻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指明了方向。道德标准，是对公民的基本要求，需要全社会认真落实，如何理解和解说，则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道德观是人生观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道德观，人生观是属于哲学范畴的，而道德观是属于伦理学和社会学范畴的，但伦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部分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一部分。因此，我想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八荣八耻首先涉及的就是人生观问题。哲学就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因此，胡锦涛提出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道德观，就是从人生观的高度提出的。换言之，为祖国、为人民而活着，属于高尚道德，是正确的人生观。反之，为自己活着，属于低劣的道德、错误的人生观。前者是光明的，应该大树特树，后者是可耻的，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良心的责备。这道理比较简单，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者，也未必全都做好，功勋盖世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前功尽弃，也不胜枚举。所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文学家，对人生观的讨论，是一直没有休止的。
　　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探讨人生观的问题，首先是人的自然性决定的。19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说过：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饭、穿衣，那和游在水中的鱼对它周围的水一无所知又有什么两样呢。这话的含义很明白，人是具有高级思维的，能够创造劳动工具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动物，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一属性，将无异于其它动物。
　　人为谁活着才有意义，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个人生下来要由父母供养，吃、穿、住、行都需要物质。而物质的生产是有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这种关系，不可能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否则，他一天都活不下去。人活着不光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寂寞了到街上、公园逛逛是精神需求；苦闷了找朋友谈谈心，找情人说说爱，是寻找感情慰籍，是感情需求；如果遇到灾荒、战乱要由军队保家卫国，呵护自己与亲人的安宁，是一种安全需求。就连出门坐车或与他人发生口角、经济纠纷等，都要求助公安、派出所和法院。可见，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时代繁衍生息的祖国，每时每刻都需要相互依存的人民。每个人都有回报祖国、回报人民的社会义务。所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要求人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是国民的基本道德准则，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八荣八耻的基本道德准则是积中华民族美德而大成的。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儒家的奠基人孔子就提出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周朝的大礼。如果我们先不去考虑他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所包含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精神应该被提倡。同理，春秋末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于民忧者民亦乐其忧，乐民乐者民亦乐其乐，多次在文章中阐述了他一贯主张与民同乐的思想。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也就要求执政者服务人民。孔子主张仁，孟子主张义，仁义二字，就是我国封建道德的基础。孟子还认为人皆有廉耻之心，也就是荣辱观。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仁少卿书》中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为了继承父志，在遭受酷刑的大耻之后，仍然忍辱负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这种为国为民的行为，被传为历史佳话。宋朝伟大的散文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是在倡导爱国爱民的思想。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义灭亲等俗语。这些文化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我国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和劳动人民实践了的。人们一提起爱国二字，就会自然地联想起岳飞、文天祥等人的名字，更会联想起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的戏剧故事，这就是明证。
　　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八荣和八耻历来都是两种鲜明对比的人生观。人生观不同，人生观的境界也不同，决定人生的价值不同。这一点，只要拿历史上的先进人物和反动人物略加比较，就可自明，无需赘言。从人生的意义来看，按人对自己行为的觉悟程度，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把人分为四种境界：为自己利益做事的人是自然境界，为功利做事的人是功利境界，为社会做事的人是道德境界，为宇宙做事的人是天地境界。依次排列，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冯教授还认为，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由此看来，能够奉行八荣的人，至少是个有贤德的人，即好人，这是做个好人的基本标准。冯教授讲的圣人不是专指孔子，而是为宇宙做事的人。这里的宇宙一词，我理解不是与自然科学中所指的包括在地球外的所有物质，而是指的万物，可以理解为为万事做事的人。即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做事的人，贤人授人以道德，圣人授人知宇宙，即万事万物。照此看来，圣人的境界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