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旌介商墓研究

　　灵石旌介商墓研究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西部边域状况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04期
　　韦心滢WeiXinying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及出土铜器铭文，提出灵石旌介商墓主人的身份应为商人子姓贵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灵石旌介商墓周边同时期的文化形态，认为商后期商王国西部边城已扩张至今山西吕梁山东侧。
　　关键词
　　灵石旌介商墓商王国边城
　　灵石旌介商墓位于今山西省晋中市西南的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图一1），在安阳西北约240公里处。此地地处汾河中游，其东靠太岳山，西倚吕梁山，位于两山相接之山谷处其南接临汾盆地，北通太原盆地。
　　1976年当地农民在村东山崖边修筑窑洞时发现数件青铜器，估计为墓葬所出，但地层已被破坏，随葬器物也多散佚，已无法再度寻获在发掘报告中此墓被定名为M3。1985年在M3的正南发现两座墓葬，分别为M1、M2、M2距M3约50米叫（图一2）。1987年在同地距1985年发掘商墓约20米处又发现M5，同时发现一残存车马坑（报告上称M4）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组合是能够反映墓主身份、族属、时代的重要信息，以下即首先从此两方面对灵石旌介几座商墓作考察，再讨论墓葬中出土青铜器铭文之内涵及相关问题。
　　一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组合分析
　　M2、M3、M5三墓的墓向以及车马坑的方向均为东南，仅M1的墓向为西南。M1、M2、M3为中型长方形土坑墓，M5为小型长方形土坑墓。M1、M2有腰坑，坑内有殉犬。M1墓室东北角（墓主脚部上方填土）、M2墓室西北角售各有殉人1，M3因发现时已破坏严重，墓葬形制未能明确。这几座墓中最特别的是同椁异棺的现象，M1是一椁三棺（一男二女），M2是一椁二棺（一男一女），估计是夫妻合葬的形式。10
　　上述各种情况，见如下（表一）。
　　上述灵石旌介墓葬的墓向非商人惯用的东北向，同椁异棺的葬制更是殷墟地区的商墓中所未见。但有腰坑，坑内殉犬与墓内殉人的习俗，则皆是商人墓葬中常见的制度。
　　灵石旌介墓葬随葬陶器极少，目前仅见M1与M2各随葬1件陶鬲而已。其中M1出土的陶鬲（M125）形制与股墟西区M464随葬DI式陶鬲（M641）、苗面北地M48出土的期A式陶鬲（M484）【8）相似。推测M1随葬陶鬲的年代应在殷墟文化二期至三期，且是殷墟地区墓葬中常见的陶鬲随葬样式（图二2、3）。另M2出土的陶鬲（M24）为瘪裆，其形式与张家坡M322出土的A型a式鬲（M3221）近同，为西周早期的流行样式回，可见M2的陶鬲年代应属于商末周初之际。
　　灵石旌介墓葬出土大量成组青铜器、玉器及其他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中的铜器可按形制大致分成所谓商式（即形制、纹饰均同于殷墟青铜器者）与地方式（即形制或纹饰均有明显地域特征）两类。玉器形制基本同于殷墟玉器，故亦归入商式，陶鬲已如上述。现将灵石旌介M1、M2、M3出土遗物分类如下（表二）。
　　从上表可知，旌介商墓的随葬铜器组合为食器（鼎、簋）酒器（盲、颠、爵或尊、些、解），主要组合为照、篡、卤、觚、爵，与殷墟文化三期、四期殷墟地区墓葬之主要随葬铜器组合形式相同。如属殷墟文化三期的苗圃北地PNM172随葬铜器组合为鼎、簋、卤、觚、爵”，大司空村M51随葬铜器组合为鼎、簋、卤、觚、爵、尊、四期的殷墟西区GM263随葬铜器组合为师、篡、卤、瓢、爵、尊问，小电82M1随葬铜器组合为鼎、篮、觚、爵、静。觚、爵俱全，水器较少似乎也是殷墟墓葬随葬铜器组合的特点11，灵石旌介墓葬符合此特征。从整体而言，灵石旌介墓葬随葬铜器中商式风格的器物占大多数，从形制、纹饰到随葬组合，皆与殷墟地区商人墓葬所出铜器雷同（图三）。但随葬青铜器中也有少部分带有地方色彩的器物，如M3的鬲鼎，在腹部以四个平铺兽面纹的装饰在殷墟西区的M1713出土的亚鱼鼎上虽可见（M1713；27）lia，但束颈，且束颈，且束颈部位饰以双体差纹的造型，则在殷墟罕见，应是地方特色的变形。
　　另，M2随葬的兽首刀，虽在殷墟西区M321也发现过类似的刀（M32110）m3，但这种动物造型的刀应源于北方草原民族的传统，在鄂尔多斯地区、北方长城地带均曾发现有大量形近的兽首刀（图四）。
　　根据上述与殷墟地区墓葬随葬铜器组合的比较，推断灵石旌介墓葬M1、M2、M3大致年代可归于殷墟文化三期至四期D4，此三墓年代接近。
　　二出土青铜器铭文内涵探讨
　　灵石旌介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上发现许多族氏铭文，其中数量最多者为“诃”（参见表二中标示者）I5。码是此批墓葬中出现比例最高的族氏铭文，目前发现的4座墓
　　葬中，有3座墓随葬青铜器上均见U铭，可见此处应是O族的族墓地。此外，在M1出土青铜器铭文中尚发现“邑”（鼎M136）、“雷父已”（尊M134）及“亚送”（爵M111、13）；M2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A”（自M240）；M3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戈”（尊M35）、“辛”（解M39）和“天”（爵M36、11）（图五）。传世辛灭簋（《集成》6。3069）中“辛”字的写法与M39如出一辙。另有U天爵（《集成》13。8144），推测“辛”与“天”有可能为识的分族，但M3随葬铜器铭文“辛”、“天”及“戈”与“V”无复合氏名结构，难以判断墓主人所属为辛、天或戈氏是仍氏分族，仅能说明这几支族氏与仍有联系。
　　“叨”字旧多释成“鬲”，始于宋人，如薛尚功I”、王俅”，现代学者中也有释“鬲”者，如邹衡先生I；或释成丙或炳，如吴大激lm、饶宗颐21、殷玮璋、曹淑琴等先生124与发掘报告撰写者231；另也有言不可释者，如李孝定先生2。笔者亦采用原篆名之，即暂不隶定为现代某通用字。
　　“”这一族氏铭文，除了在灵石旌介墓葬中发现外，其它地点发现的随葬青铜器以及传世的青铜器铭文中皆曾发现过。以下分别叙述之。
　　1。殷墟文化时期
　　安阳小屯北地M17出土的鼎（M174）铭有“”，M17属于股城文化二期偏晚的遗存，从圆鼎形制来看亦可归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晚（2）。传世器物中见于《劫掠》著录的第A2、鬲鼎A30、爵A367、A388均有“灭”铭”、此4器形制分别与安阳大司空村M663出土的鼎（M663；55）l、安阳郭家庄东南M26出土的鬲鼎2、西北岗M1400出土的爵（M1400R1056）I2Pl、安阳郭家庄东南M26出土的爵（M2619）l30相似，安阳大司空村M663、郭家庄东南M26、西北岗M1400这3座墓均属于股墟文化二期晚段，故《劫掠》著录的这几件仍器年代也当近于殷墟文化二期晚段。较晚的墓葬、如属殷墟文化四期的殷墟西区第三墓区M697出土的爵（M6978）有铭“VF”（《集成》13，7658）131。
　　2。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在墓葬中出土之有“灭”铭铜器，发现地点零散52，其出土于周人墓葬中的有可能为周人克商后掠夺的战利品。然传出土于洛阳现藏故宫博物院属西周早期的嗣鼎，则为硒氏入周后的发展提供一条线索。铭文如下（图六）
　　王初于成周，谦公蔑圆眶（历），赐震。嗣扬公休，用乍（作）父辛隋彝。怀。
　　《集成》2659
　　谦公是活跃于西周早期的重要人物，西周早期金文中常见44。本铭的主人嗣受到谦公的赏赐、对扬公休、并因而作父辛祭器，最后署上自己出身之氏族名一闪。由此来看，仍氏在商灭亡后，似以其殷遗民贵族的身份受到西周王朝与周人贵族的重视。
　　因此，从传世与考古发掘出土有“何”铭的青铜器，可知“”族在商后期直至西周早期一直存在。
　　如上所述，属“”氏的青铜器在商后期曾出现在靠近小屯殷墟宫殿区附近的M17中，M17在妇好墓（M5）东约22米处，同墓出土青铜器中尚发现有“韦”和“国”之族氏铭文，因此很难判断M17墓主族属，但能在王都内靠近宫殿区，且距妇好墓如此近的地点埋葬，墓主人的身份肯定与商王室关系较近，故何氏很有可能为商人贵族。以下借用与“刃”相关的铭文，进一步探讨仍氏的族属问题。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属商后期晚叶的尹光鼎，其铭文共4行28字（图七）。释文如下
　　乙亥，王才（在）集，王卿（堰）酉（酒），尹光通，
　　住（惟）各（格）商（赏）贝，用乍（作）父丁
　　《集成》5。2709
　　葬，住（惟）王征井方。何。
　　“鬃”是地名，亦见于甲骨刻辞35；“姊”是军队扎营、驻屯之义。则此言王在鲁姊是王征井方时率领军队在鬃地扎营停留。鄉（餐）是一种由王主持的以酒与食物奉献神灵的祭祀“I，在甲骨卜辞中也常见PT。“尹”是指族长IM，甲骨刻辞中亦曾见“多尹”参加辔祭的例子，如《合集》27894等。“短”通丽，《易雕》“景曰雕，丽也。日月丽乎天，百穀草木丽乎土。”王弼注“丽犹着也”。“格”，《小尔雅广诘》“格，止也。”似又可训为“至、来”，如《广雅释诂》“格，至也”。本铭大意是乙亥日，王征井方时率军队在婕怫。商王举行謇祭、尹光助祭。祭祀结束后，王赏赐尹光贝，尹光因而作祭祀父丁彝器。最后的“”字，标记了尹光的出身是仍氏，且即此氏之宗子。从铭文内容来看，尹和逦能参与商王裕祭先王的飨祭，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代祭祀原则下，尹光所属的仍族应与商王的关系很近，可能为子姓商人族属。
　　尚有一宋代著录的卤，《考古图》称“得于邺”【4】。宋之“邺”，当即今安阳。器盖同铭，共4行23字。铭文及器形如下（图八）
　　丁已，王易（赐）偶（携）甾贝，才（在）国，用乍（作）兄癸彝，才（在）九月，（住）惟《集成》10。5397
　　王九祀，暂日。何。
　　嵩（携）是职官名“”，即《尚书立政》“立政任人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中所言之“左右携仆”，孔颖达疏曰“诸官有所务从业，从王左右携持器物之仆，谓寺人、内小臣也。”此处“离甾”指的是任属官的甾氏之人，应是在王左右，为王持物之近臣。创是商人中常见的氏名，但职官后所接名词可以是氏名（如小臣聘《合集》36419），也可以是私名（如小臣苦，《集成》2653），“官”是地名。此铭是记丁巳日王在粤地赐羁（携）甾贝，携能因此作祭祀兄癸器物，其时在王九年九月，衙日。最后，铭记的，是标示嵩（携）甾所属氏族。由铭末以周祭记日可证其十分熟悉王的作息行历，确与商王关系密切。此处，创若作私名解，则储（携）能是码氏；若甾作氏名解，则甾为仍氏的分支，甾是商人雄族，在武丁卜辞中多见，其地望大致在山西屯留、长子一带，故心也属于商人强宗。
　　又，传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线卤，器盖同铭（图九），共4行24字（器与盖每行字数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辛亥，王才（在）虞，降令曰归禅于我多高，贫赐楚（楂），用乍（作）《集成》10。5396
　　毓且（祖）丁尊。仍。
　　本铭学者或断句为“我多高贫，赐鳌”【44，或断为“我多高，然赐鳖”l，笔者认为以后者的断句能较通达地说明全文意义。
　　“虞”在甲骨刻辞中未见、《说文》“虞、行屋也，从广异声。”在此应是指王之行宫！45。“禄”，似手持有流的盛酒器奉于示前，为一祭名I’。归，馈也，《仪礼士虞礼》“特豕馈食。”郑玄注“馈，犹归也，以物与神及人，皆言馈。”“多高”应是“多高祖”的简称，“多”后可接亲属称谓，如“多先祖”、“多父”、“多锍”；在甲骨卜辞中有单独称“高”的例子，如《合集》2612、14928、30465、33305等。“樊”是本铭主人的私名，“贫赐鳖”是“赐贫鳌”之义，鳌福禧也l83。《汉书贾谊传》“上方受鳌”应劭曰“鳌，祭余肉也。”《左传》僖公四年“归胙于公”，《史记晋世家》则写成“归鳌于君”。铭文大意是辛亥日王在廪，下令对多高祖进行襻祭，并且赐给贫祭祀完的福胙，然因此作统祖丁祭器。最后铭刻的码，是挺标明其所属族氏。
　　从以上对铭文的解释，可知线与商王有较亲近的血缘关系。其缘由有二（1）袋参与商王组织的祭祀，并且得到赏赐福昨。《周礼大宗伯》“以服播之礼，亲兄弟之国。”郑玄注；“服播，社稷宗庙之肉，以赐同姓之国，同福禄也。”由此可知，货所属的心氏应是子姓。
　　（2）“毓祖丁”在甲骨刻辞中仅见于王卜辞。王国维先生解释“幽”如产子之形，又像倒于人后，故引申为先后的“后，”又再引申为继体君之后”，卜辞中亦见“毓”既有“後”义同时也寓含着“后”义的用法【”，故此处的“毓”应指后面（靠近时王）的先王后祖丁。又，本器造型为十分典型的商式卤，惟卤盖为圈足捉手，呈现商末周初时期的风格，此种样式与安阳刘家庄北M1046出土的卤（M10466）相似5m，其年代当在商末帝乙、帝辛阶段，故贫卤的年代应也约在商末。且“统祖丁”之称谓仅见于殷墟甲骨刻辞，则“统祖丁”为文丁的可能性很大，而贫能为文丁作器，则贫本身必为子姓贵族，而贫所在仍族也应与王族有关。当然未必是与时王关系亲近；而很可能是和所祭“毓祖丁”即文丁有关的王族后裔。
　　综合以上三篇有关“”之商后期长铭的讨论，可知“”应为商人子姓贵族。灵石旌介发掘的“”族墓地，反映了至商末仍族的一支曾居住于商王国西部边域，这一商人强宗很可能担负了为商王朝西拓疆土的职责【s】；同时也揭示了商末商王国的西部边域已扩展至晋地的中南部，抵达吕梁山之东麓。
　　三灵石旌介商墓周边的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为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商后期西部边域之商人分布情况，拟以山西灵石旌介为中心点，向四周探寻是否还有属于商人的文化遗存（图一O）。首先在东南距离灵石旌介约138公里的长治市，其辖城内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即陆续发现有殷代青铜器。
　　1986年在长治市中心西北5公里的小常乡发现小神遗址，19881989年进行发掘，计得陶窑1座，灰坑35座。出土遗物多为泥质灰陶，器类有簋、鬲、豆、罐、盆和瓮54。
　　其中式鬲（H961）的形制与苗圃北地出土的式鬲（SH31729）类似；式豆（H1051）与苗圃北地出土的式豆（GT208B256）形制相仿【39】。小神遗址年代约相当于股墟文化一期至二期。除陶器形制与殷墟地区相似外，其他出土的石器、骨器也与殷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类似，可证此地应属商人边域地区。
　　1971年与1972年在长治市长子县北高庙东南约200米处出土青铜器。1971年发现铜容器鼎2、觑1、觚1、爵2、翠1、罂1和兵器戈4、镞3，共15件，并伴出人头骨、腿骨；1972年发现铜鬲、焊、觚、爵各1件，陶鬲2、豆2，同时也伴出人骨57，可见应是两座墓葬遗存。第一次发现的铜器形制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早阶段，第二次出土铜器年代当在殷墟文化一期。
　　1987年在长治市西北24公里的屯留县上村发现铜簋1、爵1、戈1、铃2和陶鬲1件，从组合看应系出于墓葬。由铜器形制看，其年代约属于殷墟文化三期59。
　　1986年位于长治市西北84公里的武乡县，在丰州镇上城村发现一组铜器，系墓葬所出，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铜器计有容器觚2、爵1、壶1与兵器戈2、削1、镦1、弓状器1m。从觚、爵的形制来看，其年代约在殷墟文化二期。
　　上述长治市辖内的商代墓葬，多毁坏严重，已无从得知详细的墓葬制度，但从出土铜器形制、纹饰几乎与殷墟铜器无别，地方特色不明显【，可知此区域从武丁时期开始便已属于商王国的边域范围。
　　1982年在灵石北约54公里的汾阳杏花村发现殷代遗址与墓葬，杏花村六期有相当于殷墟文化时期的遗存，且同时期的遗址与墓葬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墓地表现出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而遗址则较多地呈现当地居民之土著文化。距离灵石旌介墓地如此近的一个地方部落，理论上应与当时驻守在灵石旌介的商人有所往来，故才会在
　　此外，在灵石西北约102公里的柳林高红遗址，有大型夯土遗址，是一支商后期异于商文化的方国文化遗存“，从打破夯土的灰坑时代为殷墟文化二、三期来看，其始建年代不晚于股墟文化二期囤。
　　灵石西边的石楼绥德类型虽有部份器物具备典型商文化的特征，但其本质并不属于商文化系统照。
　　在灵石南边约170公里的垣曲东关古城，属于殷墟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仅存1座半地穴房址，且伴随出土的陶鬲、罐、盆的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同类陶器不同。
　　位于灵石南97公里的浮山桥北墓地项，大型墓墓向皆为东北向，墓内有腰坑，坑内殉犬以及殉人的墓制、葬制与商人习俗十分接近，但小型墓出土的随葬陶鬲、陶罐等则与殷墟出土同类器不同，造成此种差异固然与身份等级不同有关，但也透露出墓主可能是与商人有所来往的当地土著。另，被盗追回的6。觚1，形制符合殷墟文化二期同类青铜器特征，且铜器上多铭文“先”字“。在宾组卜辞中可见先氏及其同名之地，如《合集》4068、9427，显示先氏与商王朝有所往来。
　　四结语
　　综上所论，商后期商王国西部边域的扩张，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约在武丁时期，商人便已翻过太行山进驻晋东南，在长子、屯留、武乡形成边域防线。然商人在西部的扩张上，必定受到很大的阻力，因从国前发现的商后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态势来看，在灵石旌介墓地北、东、南面的文化遗存，多非属商文化系统，灵石旌介商墓是近于孤单地存在于异文化圈内。由此可知，商后期商王国西边的疆域虽已扩张至吕梁山的东部，但在边域范围内居住的商人是呈点状分布，而非线与面的铺开。这同时也使得灵石旌介商墓中一椁三棺或二棺的奇特墓制与随葬非商文化的器物习惯得到解释。孤军深入异文化圈的商人贵族，在落地生根之后，必定也会吸收一些当地或邻近的异族文化要素。同理，浮山桥北墓葬中大、中型墓呈现浓厚的商文化色彩，而随葬陶器却大多呈现地方色彩，这是当地上层土著效法学习商文化的结果。这种文化既有明显区别，但又彼此交融的情形，正显现了商后期边域文化多元融合、商人与异族犬牙交错分布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