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华光

　　武则天统治后期，瑞兽题材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花鸟镜出现并流行，此后铜镜纹样的主体不再采用像狮子、龙、鹿等勇猛活跃的动物，转向相对温和抒情的蝴蝶、蜻蜓。唐玄宗至德宗時期，对鸟镜流行，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花镜以及特种工艺镜等出现并流行，唐镜艺术样式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特点，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体现。隋唐瑞兽题材逐渐消失，四神及十二生肖镜虽然偶能见到，但较之从前布局、构图已发生了变化。
　　从镜型来看，萌芽期的海兽葡萄镜继承了隋唐时期瑞兽镜的镜型，一般是圆钮，后来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伏兽钮，再到扭颈戏耍的瑞兽钮；镜背内外分区也经历了从严格分区到分区被逐渐打破的发展过程。从瑞兽的形态来看，海兽葡萄镜中的瑞兽经历了从抽象到写实的发展过程，且瑞兽数量也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的发展过程。早期的海兽葡萄镜受隋朝瑞兽镜的影响，形象较为抽象；发展期的海兽葡萄镜偏向写实，鼎盛时期的海兽葡萄镜中的瑞兽则完全是一种可爱的形象，包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葡萄纹这种植物纹饰早有出现，只是瑞兽和葡萄两种纹饰组合的形式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瑞兽葡萄镜发展至武则天时期，葡萄等植物纹饰以及花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花鸟镜逐渐产生并流行。
　　二、充满神秘色彩的多谜之镜
　　海兽葡萄镜被中外的学者称为多谜之镜，又被日本学者称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1〕。而海兽葡萄镜背面以海兽葡萄为代表的纹饰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
　　海兽葡萄镜的主题纹饰瑞兽和葡萄的组合耐人深思，清《博古图录》称之为海马葡萄镜、海兽葡萄镜，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葡萄纹饰在我国早有出现，为什么直到唐代才大量应用在铜镜之上？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众说纷纭。葡萄原产于欧美和中亚，汉朝时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是西域的象征。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纺织品采用葡萄纹饰的记载。据考古发掘资料，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了织有精致的人兽葡萄纹的东汉时期的彩罽及走兽葡萄纹绮。前者有骆驼图案，偏重于西域特色，后者走兽图案明显为中原特色，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瑞兽、葡萄纹饰已经出现。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早期，葡萄纹饰盛极一时，普遍运用于纺织、雕刻、铸造的装饰。
　　学界一般认为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远远早于唐代，只是二者的组合在唐代才出现在铜镜上。1940年，原田淑人在《关于海兽葡萄镜》中提出：这种葡萄镜的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并将他们自由变化的产物，葡萄镜的图案是从波斯和拜占庭等传来的，但是到了中国后，就与六朝末唐初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四兽镜、六兽镜等纹饰融合了起来。
　　瑞兽葡萄镜呈现出强大的艺术表现张力，其纹饰中体现出理性的内敛和感性的外延。主题图案以葡萄和海兽构成，主纹饰的布局主要有传统的内外分区形式和过梁式两种形式。过梁式海兽葡萄镜，画面虽被分为内外两区，但是内区的葡萄枝蔓却沿着中间的分割圈伸入外区，外区虽以葡萄蔓枝为主，但是还间以飞禽走兽和小型蜂蝶之类，有些边缘亦有装饰，内区和外区的纹饰画面融为一体，纹饰繁复、生动、张扬。
　　海兽葡萄镜不仅是初唐瑞兽镜向盛唐花鸟镜过渡的重要镜型，还是魏晋以来传统铜镜艺术与欧洲及中亚、西亚艺术的融合，它不单纯受某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合。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海兽葡萄镜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唐代海兽葡萄镜在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淮南道、岭南藤州均广泛使用，并经由丝绸之路向西传入西域今中国新疆、今西亚伊朗等地，向东传入今日本、朝鲜等地，向北传至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区域〔2〕。
　　三、开放博大、兼容并蓄，绽放盛世华光
　　海兽葡萄镜流行的时期，铜镜镜形趋于多样，工艺日趋复杂，纹饰功能分区日趋自由与灵活，大量写实的植物纹样涌现。特别是过梁葡萄纹，葡萄枝蔓实叶伸展到镜外区，骑跨于连珠纹高圈的分界线之上，这种技法被称为唐镜的代表、唐代手工艺的奇葩。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一切发生与变化的出现？
　　对于唐代文化，鲁迅先生曾经评价道：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广阔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既能继承，又能兼容并蓄的朝代。
　　唐朝的社会文化环境之所以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与李唐王朝对于异族和异国的各种文化的宽容与接纳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世民声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若父母。〔3〕陈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说：则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4〕
　　汉代以降的商贸往来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大融合，以及唐代日益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也直接为唐王朝的开放提供了条件与动因。同西域各国的往来过程中，唐王朝同西域各国政府间的认同与合作日益深化，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重。唐代设有正式的外交机构鸿胪寺，并发展出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外交制度，接待外国使节，设商馆、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中西交流的繁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经由丝绸之路，西方与唐王朝的双向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唐代的科技、文化、瓷器、丝绸等也向中亚、西亚地区传播，其影响更是远播波斯、大秦等国。西方的宗教、艺术和异域的美食、习俗也传入唐朝境内，并辐射到唐朝腹地。胡人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生活、经商、学习，甚至进入唐朝宫廷做官，鼎盛时，仅居住在长安的胡人就多达四五千人〔5〕。
　　唐王朝以一种有取舍的选择性吸收方法，将外来文化取我所需，尽为我用，音乐、艺术、宗教、饮食、风俗等异域文化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异域文化因素在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与艺术表达，并绽放出奇丽的色彩。而海兽葡萄镜便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杰作。海兽葡萄镜将来自西域的葡萄纹和传统艺术中的瑞兽纹进行结合，并赋予其新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葡萄和石榴相仿，具有多子多福的含义，海兽葡萄镜因此具备了吉祥文化的特点，这是在继承华夏传统特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吸收和借鉴，体现出唐代兼容并蓄、开放博大的文化精神，是唐代开创中华文化新纪元的见证。
　　〔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
　　〔2〕陈习刚：《隋唐时期的葡萄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
　　〔3〕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贺茹：《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