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10名国民党高官获自由，为何偏不放

　　赦免，一个几乎只在华夏大地流传使用的词汇。
　　古时候，新帝登基，纪创新年时，为表示一国之皇帝仁恩浩荡、胸怀天下，故对所有因犯律法而遭到拘捕并服刑的囚犯进行一次大减刑。
　　除了犯有如损坏社稷、颠倒皇权的国家级别重罪外，几乎所有的囚犯都能走出监牢，重新开始生活。
　　在当今世界，仅有泰国一国，还保留有赦免行为的法律条款、并仍在加以施行，那是在2019年时，拉玛十世王登基称王，特赦了当时所有正在服刑的犯人。
　　而在我国，最近的一次赦免行为，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在当时分批次得到赦免的人员，都来自与同一个地方，那里就是我国首个囚犯劳动改造机关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管理所的由来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如其名称所象征的那样，此劳动改造性质的管理所内所关押的，主要是从清政府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期间的战争犯、革命犯。
　　此地，现在仍位于北京的功德林路上，可以说，功德林此地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监狱、犯人改造方向而被投入使用的，功德林处成寺庙风格，建立于清朝时期，而当时的它的名字是京师习艺所。
　　直到二十世纪的前叶，北洋军阀掌握着国家权力。
　　北洋政府内部司法部门首脑罗文干，将京师习艺所进行了重新建设，自此，京师习艺所失去了教授犯罪之人技艺，使其具备生存手艺重新生活的性质，沦为了北洋政府处刑革命者的刑场。
　　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便是在此处被杀害。
　　之后，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被搁置了十数年的功德林一地，又迎来了新一次的改造，共产党党组织下属的公安部门，将功德林接到手中，并恢复了其最初的建设性质。
　　但稍有不同的是，这里关押的犯人少有刑事犯罪者，几乎全部都是战犯与革命罪犯，但党组织不想将有才学有头脑的人才浪费埋没。
　　故以此地作为场所，对犯人们进行思想疏通和改造，既给他们一个重新选择重新生活的机会，也给正值成长阶段的国家提供更多的保护和助力。
　　于是，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正式成立。1959年第一批大赦
　　在功德林内接受改造的人员阵容，可谓是无比的豪华，国民党各派系军官多达34位，其中官职最小的，也有少将、军长级别。
　　而这些人，大多都是国民党的坚定拥护者，思想顽固，并且极为性情，老子打仗打输了！杀头好了！这是大多数人的内心想法，在他们的心中，很难重新接受另一个党派旗帜的树立。
　　但其实归根结底，他们也是极为忠诚、且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男子汉。
　　后经过党组织政治指导人员的不懈努力，这些国民党将军们的心性才终于开始发生转变，党组织抓住了他们也一心为国的核心思想，并晓之以理进行改造转化，不少人的思想也就被疏通开来。
　　于是在1959年，刘少奇发布了一道赦免决定，经我国第二届人大委员会讨论决定，将管理所内的改造程度良好、思想态度端正的战争、革命罪犯以及其他刑事犯罪者予以释放。
　　而在功德林管理所中，便有十位原国民党将领登上了大赦名单。而这十人中的六人，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他们分别是，卢浚泉、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杜聿明和王耀武。
　　除了陈长捷是山西晋地派系国民党的成员外，所有人都是蒋介石中央派系的同事，而其中王耀武、杜聿明与郑庭笈最值得一提。
　　王耀武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明白人，他一心坚持孙文先生的复国理念，并且头脑清晰从没有被蒋介石的思维洗脑影响，知道自己的每颗子弹为何上膛、为何击发、又射向何方。
　　而杜聿明与郑庭笈二人则是关系更紧密些的曾经的战友，二人曾共同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四支机械化部队之一号称钢铁军的日第五师做过正面的对抗。
　　尤其是杜聿明，其戎马一生，基本都是在与犯国外敌最精锐、威胁性最高的部队过招战斗，并且还能长久不落下风。认真接受改造但却被延后特赦的个例
　　接受思想改造的军官们不在少数，但只有10个人得以在首批被特赦，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被首批大赦的十人，都有着历史干净，没有贪腐背叛的共同点，在内部腐化严重，思想高度相差云泥的国民党内部，所以在军务生涯历史方面的筛选，就足以刷掉一大批人。
　　而这批人里，我们便可以拿原国民党东北区剿匪副司令范汉杰举例。
　　范汉杰出身于德国陆军大学，具备极其优秀的军事才能，同时在战争时期，也深得蒋介石的欣赏重视，而这也就成为了其军事生涯，染上背叛颜色的最深层原因。
　　1933年时，蒋光鼎、李济深、陈铭枢和蔡廷锴四人，不愿再将军力用以国共内耗，于是他们决议竖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将全部力量用在与日本侵略者交锋的战场上。
　　但蒋介石又岂能放纵麾下国军的造反，于是蒋介石派出14万大军，亲自挂职司令，势必要平复叛乱，而处于起义方的范汉杰，则成为了蒋介石的内应。
　　范汉杰在两军接触碰撞之前，便将己方的电报密码全部暴露给了蒋介石，于是蒋光鼎骁勇强悍的第十九军瞬间就成了个漏屁股的部队，未战便已败。
　　而这，便是我国近代战争历史上著名的福建事变。结语
　　大赦天下，在我国古代时便已存在的特别律法，最早创立并施行此律的朝代，便要属汉太祖刘邦所建立的汉代。
　　此后历朝历代皇帝登基驾崩，婚娶国事便都会成为大赦诞生的时机，大赦一事说白了，其实就是牺牲一定的社会秩序，换取更高比例的社会安定性。
　　总之，大赦可以彰显帝王气度，但却不能作为持久治国，维持国家运行的手段。
　　但1959年的特赦令，却与古代时期的赦免令有所不同，前者并不是为了彰显气度，而是如上文所述那样，主要是要给军事、治国人才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也给国家的蓬勃发展送上更多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