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弱者和工作的弱者

　　提起对城管的印象，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可怕、霸道、猖狂、暴力等词语，尤其网络上隔三差五就出现与之相关的新闻，轻者吵架推搡，重者动手伤人。总觉得他们是一群没有感情的城市机器人，好像在打着发展城市、管理市容的旗帜，并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目的。
　　跟他们相比，那些被他们盯上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自然而然成了弱者。地铁口推车卖红薯、糖葫芦的老人得偷偷摸摸，文具店烧烤店多摆出来的一点摊子也要时刻担心是不是会被开罚单。
　　不过，认真看了城管题材的纪录片《城市梦》之后，会发现这两个群体，虽然身份上天然对立，但人和人之间也可以通过沟通、协商，产生理解和包容。
　　纪录片详细记录了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市洪山城管局跟鲁磨路占道经营的摊贩王天成一家的斗智斗勇，有铺垫，有冲突，有和解，也有最后引发的触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约8亿多人从农村涌入城市，14年前，王天成一家也从河南农村到武汉城市讨生活。
　　他们的梦想很普通、也很平实，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打拼留在城里，同时让孙女萍萍完成学业，成为武汉人。
　　王天成老爷子，七十岁，身体不好，患有血栓，妻子也有癌症，儿子王兆阳年轻时在五金厂工作，二十三岁时因为冲压机失去了一只手，变得残疾。这么一家五口，只剩儿媳和孙女身体还算健康，是真真正正在城市里谋生贫困家庭。
　　他们依赖着一个以报亭为据点，扩展开来的棚摊为生，卖腰带、鞋垫、衣服等杂货，以及服务周边社区老百姓的水果摊。王天成一家的信誉极好，熟客们都称赞他们会做生意，没有人觉得这个地摊有什么不对。
　　而且，他们是回不去的一家人。纪录片里，有王兆阳跟妻子回乡开贫困证明的镜头，他们已经多年不曾回家，开完证明后，回老家看看，王兆阳打开那把生锈的铁锁，一推门，院内杂草丛生根本下不去脚，好不容易进去，屋墙破败，再淋几场雨，老屋都要塌了，根本无法办法住人。所以，妻子说，无论如何，都要在城里活下去。
　　但对洪山区城管局来说，占道经营的王老爷子一家，就不仅仅是贫困户那么简单的定义了。
　　他们的工作就是打造干净、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占道经营是绝对不允许的，不但影响城市美观，还会妨碍城市管理。所以，王天成一家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钉子户。他们希望拆除鲁磨路的棚亭，让这样的地摊经营者都入有正规的经营地点，能更好的完成工作。
　　如果不是《城市梦》的真实记录，我们很可能只像路人一样看得到王老爷子一家的贫弱，很难看到以胡毅峰、肖家辉等人为代表的城管执法人员工作上的困难。
　　像他们说的，自己是工作上的弱者。比如，每次去王天成老爷子一家的摊位，都无法顺畅沟通，去下达文书也有几次被撕坏单子。后来，想办法估测水果摊的收入，安排人跟了几天，就被老爷子抢了本子、打了人。冲突最激烈的下达文书那天，王老爷子摔西瓜，打执法人员的脸，辱骂他们活的连条狗都不如。最后，瘫倒在马路边上粗声喘气。
　　这部分的篇幅比重很大，因为冲突和冲突之间的情绪起伏就是需要被更多人看到的东西。
　　镜头里的人是鲜活的，从王天成身上，我们可以到很多极致的情绪，比如，愤怒，绝望，疯狂，也能从孙女萍萍身上，看到轻松，愉快，天真的一面。同时，另一条线里，执法人员的无奈、委屈、焦灼也展露无遗。
　　但没有人能轻松判断到底谁对谁错，因为这不是一道简单的判断题。城市的发展和普通人的生存，需要的是解决，而不是对抗。
　　或许，城管的工作内容产生了夺取王老爷子一家在城市里扎根的梦想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应该被如此对待。
　　如何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才是大家该去考虑的。它是一个问答题，应当因人而异。
　　在城管和摊贩的巨大冲突后，我们也看到了王老爷子的家庭内部冲突，王天成的情绪控制有些问题，王兆阳则要好一些，他愿意跟执法部门沟通，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妥善的安排，既能让一家人留在武汉，又不会妨碍执法。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从农村奔向城市，又在城市艰难立足。我还记得片中有一个细节，是老爷子从家里用箩筐搬那种很常见的衣服架子，一把又一把，塞得满满当当，很沉，搬到楼梯时摔倒了，胳膊擦破了皮，他用碘伏粗野大力地涂抹一遍就算处理过了。那么轻松又如此沉重。
　　后续的内容，或许会让人觉得很太顺利、圆满。
　　棚亭被拆除，王天成一家搬到了其他地方经营。六年过去了，王兆阳夫妻一边开着水果店赚钱，一边照顾身体越来越差的父亲。但值得庆幸的是，女儿萍萍考上了大学，今年在读大二，他们的日子过得更稳定了。
　　用影像记录真实，用真实展现生活，这是纪录片的魅力。《城市梦》在让更多人看到不同角度的弱者，也在告知我们每个城市梦的背后有怎样的艰辛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