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百家之祖？

　　管仲像
　　有人问：管仲其人改革治国总体上到底是符合后世的诸子百家哪一家道家？法家？还是什么？
　　管子是个政治家，以富国强兵、成就霸业为根本追求，他的政策都是根据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非什么哪一家的理论做出的；况且他生活的时代，诸子百家都还没有影，所以没法说符合哪家主张。
　　反过来说，倒是成立的：诸子各家都从他那里得到过启发。
　　管仲的执政目标就是成就霸业。桓公即位之初，向管仲请教安定社稷之策，管仲劝他当霸王：
　　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管子大匡》）
　　桓公有些犹豫，管仲就以拒绝任职促使他下定决心，从此齐国走上称霸之路。管仲重视民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成就霸业的基础首先是取得民众的支持：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因此执政者不要做民众厌恶的事情：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
　　就是说，只有满足民众的愿望，民众才会支持国君的事业。治理国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增加社会财富，满足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点反映在他的著名口号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另一方面则要依靠道德教化的作用：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
　　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的目标，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方面，强化君权，由国君掌握杀、生、贵、贱、贫、富六秉；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中央设两相、五官，地方上则行国、鄙双轨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官员选拔，实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和逐级选拔的制度，国君亲试被推荐的人才，定期考核，奖优罚劣；将全国人口按照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分居，各对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
　　在经济方面，将国家控制的荒芜土地分给农民，相地而衰征，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合理；提倡养桑麻、育六畜，强调毋夺农时，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民众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关市几而不正，廛而不税（《管子小匡）的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商品流通，以达到通货积财的目的；发展渔业；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国家铸造钱币，适当调节物价。这些措施使齐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军事方面，管仲主张作内政而寄军令，在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基础上，推行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政策。建立在乡里制度基础上的军队，士兵相互熟悉，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故兵不多而有战斗力。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牢固地建立了霸主地位。齐桓公曾得意地称：
　　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史记齐太公世家》）
　　以至于还要封禅泰山，被管仲劝阻而罢。
　　总之，管仲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思想家，是实践者而非理论家。他的政治实践，基本上涵盖了在古代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实现富国、强兵、安民的策略，因而对后世渴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影响是深远的。
　　诸子百家都在他那里得到过启发，特别是儒家。管仲以霸业、功利为追求，而不是维护古代的礼制，这给儒家留下了一个槽点。对他的评价也成为后世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经典论题之一。
　　义利之辩最早由孔子开启。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强调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行事的正当性，故于义利之间拈出一个义字加以推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和小人是两个道德色彩很强的评价语，其高下就看在义、利之间如何取舍。他强烈反对不义的行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如此强调义，可见当时必然有一昧追求利而不顾义的风气。不过孔子并非彻底否定利，他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
　　他的主张是，在求利的同时要顾及义，在坚持义的原则下取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在孔子那里，重义轻利的倾向还不是太严格。以他对管仲的评价为例，他对于管仲的某些行为很不满意，批评他不知礼：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同时他又承认管仲维护文明之功：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因而孔子许管仲以仁：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仁是儒家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最高标准。孔子肯定管仲之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管仲是符合儒家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