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纳粹战犯，但我爱他！听纳粹战犯的后代怎么说

　　德国《明镜周刊》6月8日文章，原题：纳粹战犯的后代如何应对他们的家族史我的祖父是大屠杀的凶手
　　罪犯：汉斯埃拉德卢丁（右三，1936年与希特勒在纽伦堡）对谋杀7万多名犹太人负责
　　内容提要：
　　在德国，几乎没人愿意承认，他们的先辈中有纳粹战犯或牟利者。来自四个家庭的纳粹后代打破了沉默，为您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
　　爷爷不是纳粹！这是大多数德国家庭都会认同的说辞。2002年，三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首次发现，大部分德国家庭都否认或减轻自己曾有亲属参与纳粹的恐怖行动。
　　在2020年的一项抽样调查中，70的受访者根本就不认为他们的先辈是纳粹分子，60的人甚至不认为他们的先辈曾追随纳粹。
　　一位出版人说：德国的纳粹时代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准确的定位，但迄今为止，它在私人领域却几乎无法释怀。
　　人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公开场合开诚布公地承认：爸爸是杀人犯，奶奶是告密者，爷爷的工厂雇佣的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劳动者。
　　消化家族的罪过是痛苦和旷日持久的，也会导致不安和争议，孤独和愤怒。但是：只有直面历史，人们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也是如今社会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利器。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来自四个家庭的纳粹后代是如何从祖辈的阴影中走出来的。
　　打破沉默：卢丁的孙女森夫特是家里第一个公开谈论这件事的人
　　亚历山德拉森夫特首先打破了沉默，说：没错，爷爷是纳粹分子，但也是一个有教养和迷人的男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还救过犹太人。他本人也是政治环境的牺牲品。
　　事实上，她的这位祖父并不是单纯的受害者，而是具有纳粹公职的罪犯。她的祖父汉斯埃拉德卢丁曾是第三帝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对谋杀7万多犹太人负有外交和政治责任。
　　爷爷被执行绞刑时，森夫特的母亲只有14岁。她爱自己的父亲，却无法接受他是战犯的事实，故一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森夫特说：孩子们对是否得到了诚实的对待有着超强的敏感力一旦感受到相互矛盾的信息，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就会受到伤害，引发不良嗜好、抑郁、恐惧、暴力等侵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为了她自己和她的孩子，森夫特选择不再沉默和欺瞒，因为：历史不会放过我们。如果我们不正视过去，历史就会重演。
　　森夫特联系上了35位大屠杀受害者的家属，她的爷爷很可能是杀害这些人的施令者。当她与一位斯洛伐克大屠杀幸存者一起站在爷爷的墓前时，悲伤的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不能自已：我无法也不愿再关闭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了。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可以鼓励其他人这样做，帮助他们从情感和理性上消化自己的家族纳粹史。
　　清算：弗兰克于198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家族史的书
　　82岁的尼古拉斯弗兰克是一名作家兼记者，脸上总是挂着真诚且颇具感染力的笑容。1939年至1945年间，他的父亲曾是德国派驻波兰的总督，是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弗兰克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深受父亲宠爱，过着王子般奢靡的生活。他去过集中营，看到过被野驴驮着的瘦弱囚犯摔下去的惨状，但因为那天下午结束的时候有可可豆吃，所以他的记忆还是美好的。
　　弗兰克的父亲1946年10月16日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他每次到纽伦堡，都会拍一张他死去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脸色苍白，脖子被拧断：死了，也活着。当他读到有关德国新纳粹分子活动的报道时，这位记者和历史学家说他似乎看到照片中父亲的讥笑。
　　家庭背景：弗兰克（1941年左右与妻子和儿子）被称为是波兰屠夫
　　2013年，弗兰克出版了《诺曼兄弟！我父亲是纳粹战犯，但我爱他》。
　　书中内容不仅激怒了自己的家人和许多读者，而且还激起了其他纳粹罪犯后代的反对。这位82岁的老人可以承受这一切：这么多年都已经过去了，愤怒已经不再，只有一种驱动力。他说：我们只与先辈有着生物上的联系，但思想是自由的。
　　几年前，他又去了纽伦堡监狱，想看看这个他父亲度过最后几个月的地方。他走进一间牢房，跪了下来，正如他的父亲在被处决的那天早晨曾经做过的那样。弗兰克说：突然间，我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动，非常渴望再次成为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无负罪感的人。在那里，他离我很近。
　　可是，当弗兰克从牢房的地板上站起来的时候，愤怒又占了上风。
　　谜底揭晓：玛丽亚2014年了解了她的纳粹家族史
　　玛丽亚霍尔兹格鲁生于1989年。她的祖母曾经为拥有一辆亮红色的自行车而骄傲。即使在年老的时候，她还时常喋喋不休地给家人唠叨这辆车的事，曾经的美好记忆。但她却遗漏了一个细节：这辆车是带血的，由汉堡附近集中营的囚犯制造。
　　玛利亚的祖父曾令人将20名犹太儿童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带到汉堡，接受残忍的医学实验。战争结束前，他们为掩盖罪行将孩子们全部吊死在汉堡某学校的一个地下室，其中最小的年仅五岁。
　　2014年，玛丽亚才得知祖父的所作所为。祖母最喜爱的那辆红色童车来自关押些那些孩子的集中营。
　　肆无忌惮杀害集中营囚犯和犹太儿童的玛利亚祖父
　　玛利亚说：谎言和隐密真相毒害了我们这个家庭。她曾来到那个学校的地下室，仿佛看见那些孩子们被吊在暖气管道上。亲戚们含泪在玫瑰园里为死去的孩子们默哀，心里说道：你在这里默默地祭奠，但如果你转过身去，就不要保持沉默。
　　玛利亚把这句话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将不再隐姓埋名参加下一次追悼会，而是与亲人们交谈，倾听他们的心声。她很期待，施暴者和受害者后代能够互相倾听：证人正在逐渐逝去，现在我们必须续接这段记忆。
　　作为汉堡市的一名高中教师，玛利亚在课堂上公开自己的身世，给学校的犹太主任讲解自己祖父的身世。这位主任说：如果你祖父知道她的孙女在一个因大屠杀而失去许多亲人的犹太人手下做事，他一定会从在墓里惊醒。是的，我的祖父或许在墓葬里都惊醒了95次。
　　她与一位政治老师朋友联合开发了一门课程，题为历史对我意味着什么？玛利亚对孩子们说：去审视，去提问，与你的过去链接！是我的祖父，让我有了这种责任。而她的祖母？她还活着，还坚守那些谎言，或许还梦见那辆来自集中营的亮红色童车。
　　伯特拉姆斯说：他们全家都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
　　勒内伯特拉姆斯，生于1951年。类似冰冷的词汇总会出现在伯特拉姆斯的言谈中。当看到被射杀的鹿挂在她祖父母家的地窖里流血至死的情景时，她颇感寒气逼人；当老师羞辱学生时，她感到心寒；她舅公曾是纳粹党卫军中尉、法官和帝国东部占领区高官，写过回忆录。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杀气，让她顿觉冷风刺骨。
　　伯特拉姆斯若有所思地说：这篇文章里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尽管他看着犹太人排成一排被赶进巴比谷。仅1941年就有近3。4万犹太人在那里惨遭杀害。据推测，伯特拉姆斯祖父辈弟兄中也有一位曾是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并且参与了周边村庄的十一月大屠杀。还有一位兄弟借助犹太工程师制造皮箱的专利牟利。他们一个靠强迫奴隶劳动，一个靠皮具贸易致富。
　　伯特拉姆斯出生在一个名为瓦尔德布吕尔的小城。纳粹一度想将这里建成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拥有大众拖拉机厂、KdF酒店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甚至欲修建一条连通科隆和瓦尔德布吕尔的地铁。
　　然而，这一切后来都成了泡影。让伯特拉姆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祖母1941年身着裘皮大衣在巴登巴登的新汽车前优雅拍照的时候，却有人在俄罗斯被杀害，还有大批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毒气毒死。
　　伯特拉姆斯说：我从小就有一种无力感并深受双重标准的影响。因抑郁和饮食失调症，她17岁时辍学，离开家乡，做了书商，但一直接受治疗。她在大学主修教育学，后来做了一名艺术治疗师：与难民、酷刑受害者、受虐妇女打交道。
　　忠于政权：伯特拉姆斯的祖父（左二）及家人，摄于1933或1934年
　　如今丧偶的伯特拉姆斯已经退休，也不想回到故乡瓦尔德布吕尔。她照顾来养老院的亲戚并且尝试解开家族过去的结。她认为，自己的家人，无论是自由职业者，反犹太主义者，还是军国主义者：他们全家都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就像当地的很多人一样。
　　伯特拉姆斯说：我只想让我们这一代人变得更加敏感。他们并不想把纳粹当成遥远的邪恶推开，而是作为家属感知它的存在。这样做会令人更受伤，但也很治愈，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