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唱片这种书

　　书迷读书，津津乐道。乐迷一想到唱片，听过、借过、买过哪些，直至亲手毁灭掉多少，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发明了乐谱，从手抄到印刷，大大加快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但很多人不识谱（盛家伦那么热心地教，新凤霞也没学会），又不会拿起乐器来奏弄，仍然不能尽情享受音乐之美。唱片出世，情况大变。我说它也是一种书，一种特别的书。伊林在他的科普名著中竟未谈这种书；房龙在他的《人类的故事》、《人类的艺术》里不曾为这种于人类有功的书表功，我总觉得遗憾。一般的乐史中也不见为它立传，作赞，更是不公平的。
　　最近有消息，新一代激光唱片行将问世。这真叫唱片迷不胜感慨。CD唱片已经那么小巧，只抵从前的十英寸唱片一半大，而新的这种，又缩了一半（直径二点五英寸），却可容七十分钟的音乐。一部贝九，当年的老唱片要七、八张，如今这小碗口大的唱片一张可了！音响工具发展之迅速，爱迪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赵元任当年是利用蜡筒录音自学法语的（见他的《我的语言自传》），那是唱片的老祖宗。我没赶上听。虽然我们家乡也曾有人利用它学唱昆曲（见季自求日记，鲁迅住北京绍兴会馆时同这位南通州人有交往）。吴小如在《八十二年前的声像记录北京唱盘》一文中说的老百代唱片，则有幸见到，也听过。文中说，老谭仅录《卖马》、《洪羊洞》二张。但我孩提时还听到他的《探母坐宫》与《乌盆记》，想来是那以后录的了。
　　今人如听到这种老片子，音既不佳，噪声又大，肯定会掩耳的。但对我来说，刻在记忆中而且被时光醇化了的，却是小叫天的苍凉的唱腔。
　　放这种老唱片的话匣子，驼着个低音大号似的喇叭，曾入陈师曾《北京风俗图》的，早已绝迹。不想近几年又出现于玩具店中，只是已缩成具体而微的小摆设。十九世纪末的人原也把发明不久的留声机当玩意儿看。
　　从那时以来唱片一代又一代地进化了。钢针细纹片淘汰了百代老唱片。LP革了细纹片的命。CD的出现又使LP黯然无色。要论音响之真与纯（无杂声），前几代唱片在激光唱片面前只能自惭了。
　　美食家对hifi（高传真）追求无厌。据台湾音响刊物报道，有一张美国贝利奥公司的LP片，柯达伊作的大提琴奏鸣曲，听起来仿佛可见弓、弦相触时马尾上松香飞扬的景象云云。可巧担任录音工作的恰又是巴托克之子彼得。巴托克与柯达伊正是匈牙利乐坛双壁。
　　音响之真，正如世间种种，也只能是相对的。如以现场演奏为尺度，那么许多构成现场感的因素，尤其是乐队的层次、深度、定位等因素，一到唱片里都起了变化，也便是失真了。哪怕是用四声道、多声道录音，也无从全方位再现。何况在播放时还会因设备和环境的影响，加上一层模糊、畸变。随你再立体，也不过是立体照片而并非全息摄影。如果你无力拥有所谓highend（最顶尖的音响设备），又无专门设计的聆听室，大可不必过分认真地求真。
　　再看透一层，音响之真并不等于音乐之真。上了书的不一定可信，上了唱片的也大有不真之处。有一个绝好的，也是会使迷信唱片者丧气的例子：女高音施瓦茨科普夫录的一张唱片中，有一个很高的音是补录了镶嵌上去的！当然是天衣无缝。终究不是完璧！还有乍听难信的事。有一张海菲兹唱片，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是他一个人分开录了再合成的。这可以戏拟为一人双演的《姊妹花》之类电影了。
　　圣桑那部《第三交响乐》中用了管风琴。这庞然大物既非到处都有，又不能搬动。于是有一张唱片录制时，芝加哥交响乐队在一处，奏琴者却在另一处的教堂中演奏。（以上引自《新牛津音乐指南》）
　　这种做法，同音乐演奏所要求的完整、契合等等应该说是不符的了。
　　也应该给海菲兹以公道。有一次录音，技艺绝伦万无一失的此公竟也有失误。请他重录，不肯，说是：很多人想听到我也有拉错之时。这会给他们很大的乐趣。（据BBC音乐节目）
　　还有更可骇异的。有时可以将一段难奏的音乐先用慢速低八度奏出录下，再将这段录音加快了拼接上去。
　　有一个例子更奇。一九七七年录制了一张《蓝调狂想曲》。协奏的是当代的一支爵士乐队，独奏钢琴者竟是死了四十年的作者，怪才格式温！独奏部分的音响是利用了他生前在自动钢琴上弹奏时录下的打孔纸带。
　　这些，都令人佩服现代录音技术之高明，以伪乱真的本事高明。像一张二战中摄下的历史镜头，一查却是排演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即使并未做什么手脚，唱片也不过是现场演奏的价值可疑的替身。现场演奏的那种生气和演奏者与听众的交流反馈，都在绝无干扰的录音场里消失掉了。
　　所以就有人不喜欢到录音场去，指挥家富特文加特纳就是一个。（当然也会破例，否则我从前曾得一套他指挥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又从何而来？）
　　现代英语中，唱片被说成做了罐头的音乐（tobecanned），说它如罐头食品那样，无风味可言。所以有个小提琴家听了自己录的唱片，说：再好也是罐头！
　　现代波兰钢琴家齐默曼倒是很重视录音技术问题，却也说自己是不听CD的。录了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全集之后，他根本不听，厌闻唱片之情一至于此！（据佐佐木节夫文，中译见台湾《音乐文摘》）
　　反其道而行之的是G古尔德这个古怪的人，巴赫48的演奏权威。他谢绝音乐会（因为听众犹如古罗马斗兽场中忍心的观众）一心在录音室里追求完美。他的唱片里（如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往往连哼唱声也录了进去，那是一种忘我之境的流露，倒是极富真实感的吧！
　　在唱片音乐里，奏者听者两不照面，切断了交流与反馈，这便可能造成音乐个性的泯灭。（索哈尔：《音乐社会学》）
　　这种书的一种优越性同时也成了它的缺陷，即《音乐社会学》中所说的可复读性。无论重复多少次也毫不走样。对于学音乐的人，它是最耐烦的示范者。可是据说也助长了演奏风格的雷同。
　　可复读，对我们外行人读乐大有用，可以让你对一部作品多次感知。然而这也不可免地取消了表演的多样与多变。这也正是唱片再好也不能取代现场演奏的原因之一吧。黑格尔在《美学》艺术的演奏一节中关照艺术家当心不要产生他只是一架音乐的留声机的印象（这种留声机只是机械地复述一段指定的乐谱）。按黑格尔死后三十多年爱迪生才发明留声机，此处所说的留声机是个疑问。
　　曾听到一张可以把人醉倒的唱片。那是在斯特恩演出纪念音乐会现场录的。他，帕尔曼同朱克曼三人合作，演奏了几部名作。那魅力无疑也来自现场演奏。这种录音可谓下真迹一等了！
　　据说有人慨叹：生有涯而唱片的各种版本听不完。这种书的版本多，恐怕也是为了弥补上文说的它的不足。
　　例如《命运交响乐》，一九三三年的统计是四十多种版本。前些年看到一个数字是一百五十多种。这只是沧海之一粟吧。
　　那么又如何选读？昔年见过日本的几种名盘绍介之类，想必大有推销唱片的背景，正如我们的某些书评。几年之前偶见一部美国人编的《已录制的音乐》，一九八一年版，两千多页的一巨册！编者说，这书是为那些面对浩繁的版本不知所措者编的。谈到月光曲，他说应该唾弃此一标题，它将听者的注意力从整体转移到局部的意象了。哪一版本好呢？据云是塞尔金弹的（按，此人近已去世）。热情，他推荐李赫特尔。黎明（华尔斯坦）则是霍洛维支的好。
　　至于命运，据海外刊物评价，安塞美指挥瑞士罗曼德乐队的一种，效果之壮丽、苍劲，为其他版本所不及。然而公认为表现完美、录音优秀的，则是那张莱纳指挥芝加哥乐团的唱片。
　　唱片这种书，既可独乐又可共赏。舒曼说过，交响乐只适合到大庭广众中听。唱片文化的普及证明他这话不完全对。一个人独处亭子间，照样可以听贝多芬的第九。那宏伟的乐章仍然沟通着听者和浩茫世界亿万斯民。自从有了唱片，音乐的审听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得与失究竟孰多，还一言难断。
　　更微妙的，唱片也正像书那样沟通着古今人的心，往往比书还真切。唱片中的古本文献，更是如此。曾听到BBC播放的卡鲁索录音。听到那当年引得万众如狂的金嗓子，体验到一种震颤，这是超出了乐感范围的历史感。正是此人在一九二年首次灌的唱片带来了轰动，促成了唱片文化的跃进。
　　英国有一所音响档案馆，所藏七十五万张唱片中冷藏着这类历史之声。一八八九年勃拉姆斯在维也纳录下的《匈牙利舞曲第一号》也在其中。原本是蜡筒，在柏林毁于二战中。这里是翻印的。还有一八八九年爱迪生对着自己发明的留声机，录下的一段玛丽有只小羊。还有萧伯纳的朗诵，丁尼生的录音，等等。
　　正似人们对古本珍本书的重视，世界上也有老唱片协会那样的组织热心地发掘、抢救老唱片。据一九八九年英国泰晤士报说，现在已经试验出一种办法，不但可治唱片上的伤痕，还可以用电脑分析将乐音噪声分开，滤杂存真，复旧如新。萧翁有一张一九二四年录的演讲片，裂开三处，经抢救后完整无疵了。
　　既迷于乐又迷于史的我这唱片迷，常常神往于那些刻下了史声史情的唱片珍本：萨拉萨地去世前五年录的巴赫《E大调前奏曲》（一九六九年有新版），约希姆垂老之年录的巴赫的作品，德彪西自己弹的《沉寺》也渴想一听据说已失而复得的托尔斯泰的录音。那是一九一年一月，北美留声机协会敬赠托老一架留声机，让他用四种语言录下了他《每日必读》中的几组格言。这事在托氏夫人日记中记着。
　　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摄下了甲午之战前北京城墙下一个老更夫（一八六五年，苏格兰人约汤普孙摄；见一九八九年美国《时代周刊》新闻摄影一百五十年特辑）。假如同时也摄下老更夫的说话，那一定有更加迷人的历史和声吧！
　　罗曼罗兰担心过德国的音乐太多。音乐来得太多太容易，反而可能使现代人不会听。音乐泛滥的罪魁祸首之一便是唱片。然而，我总还是觉得，人发明这种书太晚了！这种书把最能传达真情的人声与音乐记下。读这种书，也便是在倾听那与音响之流同在的，已成逝水的人与史的声音。房龙说：理解历史更要感觉历史。历史留声比历史留影更能使人感觉历史。
　　时间这一维，是否也可逆，如何使之可逆，是玄之又玄的一个科学问题。有了唱片这种书，人类多少可以把一片时间挽留下了。
　　原刊《读书》199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