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社区不到一年时间,大岭社区党委书记邓惠丽直言,在这里已经有一种家的感觉。但家的感觉并非与生俱来。面对14个花园小区、城中村,如何兼顾社区工作和疫情防控,是她初来乍到时,最为头疼的事。 好在,随着丈量计划的开展,邓惠丽找到了一条凝聚人心、寻觅共识的治理路径。从城中村到商圈,从居民到物业公司,她脚步不停,发现新问题、激活新资源、链接新朋友,不断探索着基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终于,信任的种子生发出了美好的果实,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疫情防控,越来越多的居民挑起了担子,邓惠丽欣喜地发现,社区治理从你们的事变成咱们的事,就在行走之间。 南方日报:一直以来,基层已经有书记茶话会、居民议事会等等抓手,现在又强调社区书记要丈量社区,你个人认为必要性在哪里? 邓惠丽:首先要明确,社区丈量计划是针对社区书记的,要求我们到实地了解情况。虽然我们已经不缺渠道、不缺平台去和居民沟通,去获取居民的信息,收集他们的诉求,但作为社区书记本身,我和居民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为这些平台大多不是针对居民个体的。而丈量计划是在点对点地接触居民。 例如,我来到某一个居民的家里,我能很直白地看到他的家庭情况,也能和他的家人交流,我就觉得对一个社区书记来说,这是一个凝聚居民的好机会,能够真正构建我和居民之间的关系。 另外,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是没有尽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书记亲自去走动,就是一个更加精细的治理方式,用脚步提升我治理的颗粒度。比如在接触当中,也许我就可以靠这一个人、这一户人家,了解到更多有关周边的、过去我们并不清楚的信息。 当丈量获得的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逐渐形成一幅拼图,可以看清社区治理的痛点、难点,可以看到社区蕴藏的资源,这对基层治理来说,又能起到一个总结的作用。 南方日报:你的丈量计划有没有大致的规划?你希望通过丈量,了解社区的哪些方面? 邓惠丽:我觉得行走计划必须和目前的重点计划结合起来,要围绕着我想先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社区的哪些情况开展,换句话说,我丈量的是现有工作和治理体系当中的弱点。所以我一开始的行走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首先丈量的就是城中村。 我的社区里只有这一个城中村,但却是治理的硬骨头,是我的重难点问题,基本上我们社区大部分的力量都倾注在这里了。这是一个本地人、外地人混居的城中村,外地来深人群、困难人群比较多,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管理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市容市貌、疫情管控这两个方面。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抓疫情防控,一是没有那么多机会跟居民交流,二是大部分工作都是单向的,我也渴望居民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我重点拜访了城中村商户。白名单管理对商户的影响是很大的,只要个人受到影响,家庭肯定受到影响,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对社区治理工作的认识、建议,看看我们能在哪些方面帮助他们,看看他们能用怎样的方式来支持社区。 南方日报:所以你的行走是和你基层治理的盲点、痛点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解决了哪些具体的问题、获得了哪些新的认知? 邓惠丽:解决问题是一个系统、一个链条,而行走是发现问题的前哨。丈量计划的价值就在于一定要去行走,只有到达现场,我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地去解决面临的问题,这个价值是连贯的。 比如之前的疫情防控工作里,场所码扫码率低给流调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为什么扫码率这么低?我们去拜访商户才发现,场所码一般贴在门口,个体户人手不够,不可能专门留一个人在门口关注扫码情况,全靠顾客自觉,有时候风一吹,场所码就掉了,这是城中村底商普遍存在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想把场所码跟付款码放到同一个屏幕上,场所码的下一屏才是付款码。这样付款的时候必须先扫场所码,才可以扫付款码。一是可以增加场所码的扫码率,堵塞防疫漏洞;二是减少商家引导顾客的人力成本。 南方日报:走了这么久,你觉得丈量行动计划与现有治理体系之间是怎样的促进作用,能为你带来什么? 邓惠丽:我觉得这个计划给我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参与度。行走社区一定会延伸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张力,给予你想象以外的一些收获。 说实话,在我到这个社区之前,最愁的事情就是疫情防控。所以我觉得必须链接所有的力量,让他们参与社区治理,参与到社区的事,这是我们的事,也是他们的事。行走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链接力量的方法。 从今年1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得到了不少社区企业物业的捐赠支持,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在平时的行走之中和企业物业构建起了一种关系,在我们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也会重视解决。比如我们建议一个人口比较多的花园小区能不能自己添置电子哨兵和闸机,实现全覆盖。物业公司很爽快就同意了,自己花十几万元加固了防疫措施。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管理难点,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南方日报: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链接关系、建立信任,丈量计划的目的首先就是表达你的立场和善意,其次是解释政策,消除他们心中的疑惑、不良情绪,最终赢得信任和尊重,找到基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邓惠丽:丈量真的是有烟火气的。一个人面对一片人和一个人面对一个人,这两种关系是不一样的,对方会觉得被重视、被需要,我希望让我社区的居民、资源感觉到被需要。当我真切地走到群众当中,感受他们的情绪,表达我的诚意,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通过交流,产生共振,就会形成共识。 我现在就感觉社区的氛围不一样了,有时去行走,感觉就像回了家一样。因为过去的拜访是断点式的,现在是连续性的,就算我没有走下去,也会通过电话、微信沟通联系,很熟络。我就发现过去人家会觉得,你们,但随着我们走下社区了,就变成了我们,社区发生的事情,都变成了咱们的事情,我认为只有这样社区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建立这个我们的过程,就是从书记开始的。书记亲自走下去,一是更有利于我们之间建立信任机制,二是能够带动其他的班子成员,因为我的气质会决定班子的气质。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不能永远都在办公室,要张开眼睛多看看自己辖区。特别是共建共治需要社区党委班子转型,从管理型转向治理型,从办公室走上田间地头,走到居民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员。所以不行走,就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社区工作者。 【撰文】吴永奎程德坤 相关链接:《社区丈量在民治》系列策划报道 【作者】吴永奎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