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上

　　三姐（上）
　　三姐是个积极乐观的人，走路时都带着风唱着歌儿。十来岁时，她就能做出一大家子人吃的饭菜来，捞小米干饭、贴苞米面大饼子，这些一般的家庭主妇们都做不好的饭，在三姐那里根本不算个事儿，而且她做饭时还会将干的、稀的，合理搭配，哪怕是一碟小咸菜也会红绿搭配得让人一看就有食欲。三姐是家里名符其实的生活委员。
　　三姐十三四岁时就下地干活，像个神叉子（东北方言，形容说话办事利索）。十七八岁时在生产队就担任妇女队长，领着一群大姑娘、老娘们铲地、扒苞米，她一直都是干在前面的那个，一般的男劳力都撵不上。
　　在生产队干活歇气时，二姐和三姐也从不闲着，忙着采柳蒿芽、限菜、灰菜等猪食菜，家里每年养几头猪，母猪下仔卖，另外两头，一头用来交公粮，换点油盐酱醋，一头过年时杀了，除了请屯子里的亲戚邻居们大吃一顿外，留做过年用。
　　那时，尽管我们家很穷，但母亲却很大方，甚至说是仗义疏财。每年杀年猪时，她总是把屯子里的老亲少友和街坊邻居们都请来，好酒好肉地招待一番，对于那些贫穷有病的屯邻，她也会满满地盛上一碗杀猪菜，打发我们给送过去。此外，屯子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母亲也从不落过，有多大力气就使多大力气，从不看人下菜碟，用她老人家的话讲，就是穷的可交，富的可为。
　　受母亲的影响，姐姐们打小三观就很正。每天生产队收工后，社员们都蹦着高儿地往家跑，着急回家喝水吃饭，二姐和三姐却要忍饥挨饿，把采的猪食菜装到土篮子里，挑着担子走上二三里，甚至四五里路回家。姐俩恨活计，两只土篮子里的菜被踩得结结实实的，一直码到梁，仅能穿过扁担钩子。回到家，这两筐菜要三哥四哥两个半大小子合力才能抬起来，我和妹妹七手八脚，费劲拔力地把菜掏出来，剁了扔进大铁锅里烀猪食。大姐俩吃口饭，就又忙三火四地上工去了。
　　即便生活如此清苦，但三姐从不叫苦喊累，家里经常能听到她的笑声和歌声，她最喜欢唱打靶归来。我猜她之所以喜欢唱这支歌儿，一是她当过飒爽英姿的女民兵，这歌里面有她的青春岁月和那个年代火一样的激情；二是在那个年代，除了生产队的大广播喇叭外，家里没有收音机之类的音响设备，估计别的歌儿她也不会唱吧！哈哈，这话快别让三姐听见，她听见了一准会削我一顿！
　　三姐爱美，总是穿得干净利索，即便补丁撂补丁的衣服，她也洗得发白，还把我和妹妹俩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印象最深地是她给我俩洗头，每次都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在外面弄得脏兮兮的我俩揪回来，一边摁着我的头在洗脸盆里洗，一边扬言，如果我们再不把脖子洗干净了，她就用砖头子蹭！
　　说归说，但三姐真心疼我俩却是真的。那一年，我和妹妹得了肺炎，二姐和三姐一人抱着一个不撒手，看我俩高烧不退，她俩急得直哭。后来，还是母亲托人淘来了青霉素，才让我们转危为安。
　　还有，我和妹妹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三姐张罗着给照的。那是1971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三姐像一阵风似的推开房门，捞起炕上的被子就往不满1岁的我俩身上裹，妈问她要干啥，三姐说，生产队有车去大贵（离两趟干25里路的一个镇子），她要和二姐抱着俩小孩去照张相。妈再三阻拦也没挡住，最后只好给了她两块钱。就这样二姐和三姐一人抱着一个包裹得像粽子一样的我俩，坐上大马车给我们照相去喽！
　　现在看来，相片上的我俩模样清秀，穿得很整齐，我拿了一只小皮球，妹妹拎了个胶皮娃娃，端端正正地并排坐着。据说，怕刚刚会坐着的我俩坐不稳，二姐和三姐猫在椅子后面，一人用手托着一个孩子的腰呐！还有，这张黑白照片一洗再洗，每次加洗后都被屯子里的人一抢而空。
　　呵呵，看来，俺俩从小就是网红哦，不过当网红也挺累的。
　　每年春节，三姐都会把我和妹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小辫子辫得高高的，辫梢扎上红红绿绿的发带，再涂上红脸蛋，穿上新棉鞋，领着我们出去玩。在张海饶家，大姑娘们要么让我俩扎上扭秧歌用的彩带，拿把扇子在人前扭来扭去，逗她们乐呵；要么就让我俩在炕沿上站成一排，不许说话也不许动弹，让她们猜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玩偶，哪一个是老大，哪一个是老二，猜错了的就被罚喝一瓢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