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深圳？

　　导语：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深圳是个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从早期的小渔村成长为一座聚集各类创新企业的现代化都市。惊人转变的背后，深圳究竟与其他城市有何不同？
　　王剑作者砺石财经出品
　　1
　　春天的故事
　　1992年1月19日，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视察。
　　到了宾馆后，邓小平谢绝休息，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深圳国贸中心大厦53层旋转餐厅，邓小平俯瞰城市新貌，久久没有吭声。
　　等他醒过神，动情地对身边人说：
　　“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邓小平离开南方后两个月，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隔天，全国报纸都开始转发这篇文章，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深圳。
　　文章发表后，全国有上百万人前来深圳考察。
　　当时的深圳市政府每天马不停蹄接待各类考察队伍，最忙时，曾同时接待六十个考察团。
　　考察者中有部长，有省长、市长，还有数不清的县长、乡长，以及各类厂长。
　　内地人还充满好奇，大陆外商人已先行一步。
　　在深圳市政府的邀请下，郭台铭在深圳黄田的富士康工厂正式开工建设。
　　开工仪式上，郭台铭摆桌焚香，祷告自此财源滚滚。
　　1992年，富士康深圳黄田厂开工建设仪式
　　袅袅烟雾中，李嘉诚也在深圳创办长和实业。嗅觉敏锐的他曾说，中国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未来将拿出25资产投资内地。
　　长和实业筹建初期，公司人事询问他招聘意见，李嘉诚说，必须懂普通话。
　　深圳本地方言是粤语，可没办法，太多说普通话的人来到这里“淘金”。
　　第一次来深圳的人，从火车站坐上公交车，首先听见的就是那句清脆的普通话播报声：同在一方热土，共创美好明天。
　　车外，到处是喧闹的打桩声，城市里弥漫着工地飞扬起的尘土，创业者的梦想在那年夏天从深圳开始起航。
　　那年，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华为已成立四年，凭借自己研发成功的用户交换机，悄悄“杀”入通信行业。
　　任正非在公司内部启用工号制，他是1号。
　　华为最早只是是香港鸿年公司通信交换机的代理商，创业初期，任正非的目标就是“活下来”。
　　此时，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派驻深圳工作的王传福已是正处级的领导。
　　与所有来深圳考察的体制内的官员一样，他被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所震撼，内心涌起一阵悸动。
　　当时，马化腾还在深圳大学计算机系读书，面对刚刚兴起的BP机热潮，他的理想还只是成为一名开发寻呼系统的工程师。
　　当他从深大坐公交车去市中心时，看到深南大道与红岭路交叉口，竖起了一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
　　画像的一侧书写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人们从天南海北赶往深圳，生怕再次错过历史机遇。
　　川流不息的人潮感染了广东电视台音乐总监李海鹰，挥笔写下一首《走四方》。
　　伴随演唱者韩磊低沉的嗓音，深圳又迎来一位黑龙江的文人，57岁的蒋开儒。他从穆棱县的文联主席岗位离职，来深圳一家企业打工。
　　从北国来到南方，他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兴致昂扬的他当即谱写了一首歌。
　　那首歌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从南自北，响彻神州大地。
　　2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春风虽然吹遍整个南方，但深圳却忧心忡忡，压力巨大。
　　深圳从一个沿海渔村迅速焕发活力，靠的是早年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和便利的地理条件，确定了“三来一补”的政策。
　　由于深圳早期吃到产业转移的红利，深圳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结构，出口额年年攀升，从1987年出口总额位居全国城市第三，到1993年，出口贸易总额已开始连续位居全国第一位。
　　但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的深圳GDP增速却从初期的50，逐渐滑落至20，早已危机四伏。
　　从80年代末开始，珠三角地区为境外从事加工业务的工人达200多万，深圳也承接了不少境外加工业务。
　　虽然“三来一补”的模式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培养出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济也得到较快提升，但这种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也制约了高技术产业的生长与发展。
　　随后十多年间，许多产业的简单加工和模仿演变为了光明正大地抄袭，一度使得“深圳产”成为“山寨”的代名词。
　　1990年，浦东对外开放后，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了诸多外企纷纷落户上海。
　　随后，距离上海咫尺的江苏，以“苏州新加坡工业园”、苏南县域经济为代表的江苏迅猛崛起，对最先踏出开放脚步的广东虎视眈眈。
　　被称为“特区不特”深圳也感受到了后来者的觊觎，同时还面临着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
　　改革虽说是深圳的“标签”，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改革最终也触及了体制践行者的利益，反而变得阻力重重。
　　很长一段时间，深圳始终难以摆脱桎梏，眼睁睁看着自己从昔日的“天之骄子”沦为平庸。这种背景下，深圳如果不摆脱昔日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定会裹足不前，被后来者赶上。
　　甚至就连深圳一直比拼的香港，也只能望其项背。
　　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全港GDP为1774亿美元（约合12761亿元人民币）；深圳GDP为1297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香港的十分之一，依然遥不可及。
　　深圳聚集了许多人才，他们为了梦想而来，渴望在这里大显身手。
　　当愿景落空，焦虑便不可避免地放大。
　　2002年11月，一位自称“我为伊狂”的网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轰动全网。
　　文章提到当时的深圳，因为超前的发展被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但随着外来人口迅速增加、水电供应紧张、交通和通信跟不上等问题接踵而来。
　　文章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得到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关注。在媒体牵线下，于市长与该网友对谈两个半小时。
　　于市长事后说，这是平等坦承的对话，网友爱之深，才责之切。
　　俩人对话时，变革和创新成为深圳正在悄悄谋划的转型之路，选择突围传统的占地型经济，向质量型增长道路迈进。
　　困惑中的深圳开始思考，什么是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此时，全球正掀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突破口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身处时代潮流的深圳也下定决心：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
　　3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曾提出“企业创新理论”，他认为企业发展关键是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向最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和地域流动。他同时指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将能在未来创造出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利润空间。
　　纵观深圳后来一系列的发展，似乎验证了熊彼特的理论。众多品牌经过市场的厮杀，不断淘汰、成长并壮大，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面旗帜。
　　撇开宏大的历史视角，从一个城市最有代表性的企业的成长入手，或许更能清晰地窥见一个城市发展的真实轨迹。
　　华为成为民企中的“标杆”后，很多人来华为考察，都有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
　　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是指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
　　因为这份文件，原本只是香港交换机代理商的任正非才敢揣着两万多元，白手起家。
　　1993年，华为凭借研发的CC08交换机从浙江义乌开局，随后做到年销售15亿元。此后几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
　　当时，整个华为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岁，这些青年才俊都是华为从全国前十所理工院校高薪招聘而来。
　　华为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一口气从全国招了2000名毕业生。
　　2000年，全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780元；本科生在华为每月可拿到5000元，硕士生8800元，年终还有数万到数十万不等的分红。
　　彼时，深圳的富士康，郭台铭开会时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告退去华为，能拿到两倍的薪水。”
　　郭台铭话音刚落，“告退”的员工更多了。
　　因为《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份文件的出台，深圳华强北随即诞生了许多科技园，涌现出无数中小型科技企业。
　　1998年，马化腾与好友张志东辞职创业，他俩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园一间不足30平的办公室内，共同畅想未来：三年后，腾讯的员工达到18人。
　　千禧年的春天，随着几家中国互联网公司登陆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深圳的马化腾成了受益者。
　　马化腾那份改了六版，只有二十多页的腾讯商业计划书，遇到了IDG和盈科数码，成功融资200万美元，从此掀开了国内互联网社交的浪潮。
　　2004年，马化腾带领腾讯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员工超过千人，QQ在线人数已超过3亿人。
　　这年，王传福刚以全国最大的充电电池制造商身份闯入汽车行业，创立了比亚迪汽车。
　　选择在深圳造车，是因为他在生产电池期间，早就感受到深圳成熟的制造业群和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带来的种种便利。
　　从造电池到造汽车，王传福靠的是“半自动化加人工”，把人力资源挖掘到了极致。
　　这种看似粗糙的技术特色，却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工艺改进自始至终地融入到了制造业的各个环节。
　　同时，这种灵活机动的模式，不仅避免了批量加工出错后的大规模召回难题，也培养了比亚迪在整个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
　　因此，李泽湘鼓励汪滔将大疆总部设在深圳，就是看中这里地处珠三角，拥有全世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无论是买零件还是开模具，都比欧美国家高效省力。
　　鼓励科技创新与高效务实，是深圳确立以科技创新为发展目标的底色，也成为华为、腾讯以及比亚迪、大疆等科技创新企业扎根于此的重要因素。
　　吸引科技型企业落户深圳，或许来自周边强大的产业链吸引。但是能把五湖四海的人留下，靠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4
　　来了就是深圳人
　　约翰列侬曾解释披头士乐队选择美国发展的原因：
　　“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都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来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这句话，对深圳也同样适用。
　　深圳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移民城市，千万级的人口构成中，90以上的人口都是“外地人”。
　　因此有人说，深圳是一个没有外地人的地方，也是一个没有本地人的地方。
　　四面八方的人怀着梦想来到深圳，让这些年轻人选择留在深圳，背后是城市对创新者的包容和尊重，海纳百川的包容文化背景又是创新的土壤。
　　因为大家都是来自外地，没有“排外”的困扰，更没有互相瞧不起的城市氛围。
　　来到深圳的有名校的“海归”，有来自国内重点院校的精英，也有普通的技术工人。不管是谁，只要来到这里，每一个梦想都是机会，每一个领域都是蓝海。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激励了无数人选择将深圳作为人生的落脚点。
　　深圳特区设立之初规定，外地人才到深圳就分房，高级工程师或处级干部分三室一厅，工程师或科级干部分两室一厅。
　　数万人才浩荡南下，势不可当。
　　深圳尊重成功者，也能包容失败者，更能够容纳不同的文化和个性，任何创新都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实现的机会，没人会在乎他到此操的是什么口音。
　　包容文化是创新的土壤，孕育了无数生机和活力。
　　在这里，梦想可以恣意纵横，命运垂青着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普通人。
　　深圳的街头，无论是华强北电子城的摊主，还是行色匆匆的白领，只要是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尊重，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们中间会不会冒出一个新的超级富豪。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了一个“帕累托最优（效率）”论：成功的经济机制离不开三个评价标准：信息的有效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激励相容。
　　深圳的快速发展，正好符合这三个标准。
　　作为特区，深圳有着先天的政策优势，信息资源远超内地城市；作为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出口加工型产业基地，深圳已逐渐形成从制造到支付全覆盖的产业链闭环，各类资源配置在市场的调控下逐渐趋于完善。
　　不过，深圳最大的资本是背后雄厚的人才资源。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深圳以兼容并蓄之势汇入了贸易、制造、电子、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技术人才，而且通过各种激励机制留住了人，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因此，在别的城市发展逐渐为老龄化所困扰时，深圳却能享用着平均年龄仅有35岁的人口红利。
　　2018年，深圳GDP按美元平均汇率计算超过香港，首次成为华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
　　城市的包容性和无限潜力，让创业者不迷信背景和权力，在市场之手的指挥下，依靠“不怎么管”的营商环境，才最终营造出深圳的经济奇迹。
　　不过，深圳的“不怎么管”并非“不管”，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疫情中，深圳除了宣布缓征、少征企业部分税收，还发放超过750亿元的补贴，同时还向居民发放了5亿元的个人电子消费券。
　　这笔补贴数额远超内地很多城市，让无数企业和居民很是艳羡。
　　深圳如此“财大气粗”，是因为后面站着一位“隐形富豪”，深圳国资委。
　　5
　　深圳国资委
　　2021年，深圳国资委市属企业的净利润是861亿元，日均利润2。36亿元。
　　即便近三年受疫情影响，经济低迷，深圳国资委市属企业也平均每年都为深圳市贡献超过1000亿元的税收，深圳比很多省会城市的全年税收总额还要高。
　　深圳国资委为何这么有钱？
　　这是由于深圳国资委拥有全资、控股企业41家，其中上市公司13家，包括中国平安、鲲鹏资本、万科、深圳地铁、深粮控股等都是旗下资产。
　　这些企业不仅涉及深圳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地铁、机场、港口、高速等国家基建项目。
　　这些企业的营收也因深圳的经济发展，收益丰厚。从1979年到2019年，深圳的国有经济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28。7，深圳国资委的总资产已增长了24600倍。
　　截至2021年，深圳国资委直接间接控制的经济总量为4。41万亿元左右。
　　当深圳企业出现危机时，最先站出来的总是深圳国资委。
　　宝万之争时，深圳国资委动用663。72亿元，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
　　华为深陷美国制裁令围剿，无芯可用的困境时，深圳国资委果断接盘，斥资2609亿元买下荣耀手机，既给进退维谷的华为带来宝贵的现金流，也让荣耀得以用新的身份继续发展。
　　当恒大出现债务危机，是深圳国资委驰援250亿元救急；苏宁易购发生动荡时，又是深圳国资委买下其23的股份；上市公司兆驰股份遇到困境时，还是深圳国资委买下其19。73的股份。
　　买下这些公司股份后，深圳国资委并非只当“甩手掌柜”，而是积极对其股权和治理架构进行优化，尽最大可能让这些企业摆脱困境，重新复苏。
　　虽然处处都离不开深圳国资委的身影，可它又尽量不“抛头露面”。
　　一直以来，深圳市国资委入股的各类企业，深圳国资委并不直接介入，而是通过各类投资公司以“比例担保”“担保分红”“担保换股权”等担保方式，参与其经营投资。
　　简单说，深圳市国资委只管资本运作，但不行使政府职能，也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
　　这种模式实际来源于深圳一直对标的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淡马锡模式”是指国家不参与管理公司，而是通过董事会，再由董事会聘请经理人来打理。新加坡超过六成企业都是以此模式运作，且无一亏损。
　　当深圳国资委将这种模式引入到高新技术企业后，自身就变成了“以支持科技和产业创新为战略目标的深圳市级科技金控平台”，成为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深圳国资委的眼睛也不只盯着企业，各种民生服务都在其职权范围。
　　深圳市100的城市管道燃气供应、100的生活垃圾焚烧、99的供水、80的果蔬交易、70的公共交通服务、71。5的储备粮、100的储备油、90的高速公路运营几乎都来自深圳国资委旗下公司。
　　深圳市的人才住房保障问题，是深圳国资委联合市住建局，组建人才安居集团来解决；日常交通，是深圳国资委联合市属房地产企业，实施“轨道物业”模式，加快城市一体化建设。
　　疫情中，深圳也曾实行过全城静默，但人们并不慌张。
　　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最大的“菜篮子”海吉星将会保障到每户家庭，这个海吉星就是深圳国资委的下属企业。
　　事实也证明，海吉星也确实没让大家失望。
　　深圳的故事随着大湾区的设立还在描绘中，红利仍埋藏在遥远的未来。
　　“如果不是在深圳，腾讯还会不会是今天的腾讯？”
　　2016年春天，马化腾撰文发问。
　　文章中，马化腾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他的字里行间表达了身处深圳的庆幸。
　　其实，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每个发生在深圳的创业故事都值得铭记。
　　让我们将时间指针拨回到40年前，当邓小平视察完深圳准备乘车去珠海时，他忽然转身对送行的深圳主要负责领导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承载了光荣与梦想的深圳在此按下了加速键，风驰电掣的时代呼啸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