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杨焕亭的《汉武大帝》和真实的汉武大帝刘彻有哪些不同？

　　刘彻，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任用贤材，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集思广益，历精图治，开疆拓土，敢为人先，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雄心、有气魄、有才华、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大汉王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人的不断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打开西域的通途而高兴他在朝政议事时，尽量从大局出发，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苛薄的入骨批评。他在推行自己的新政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对好黄老之学的济南太守郑当时一视同仁。而且在十年之后，又把凿通渭渠的重任交给了他，后来又授他大农令重任。元光元年十一月，刘彻面对汲黯的铮铮谏言，尖锐批评，“弯下腰、几乎是拥着汲黯从地上站起来、而一种欣慰和喜悦此时也从他的胸间汩汩而出”。他“在宣室殿单独接见朝臣时，往往衣着随便，有时候踞厕而视，有时候甚至连皇冠也忘了戴。但是对汲黯，皇上向来是不冠不见”。“皇上如此地敬重一位主爵都尉，这是自大汉一统天下以来所沒有的。”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回来后，刘彻面对从匈奴手中缴回来的马与刀，果决地提出：雁门郡城后勾注山的精钢矿石不能再卖给匈奴人，命少府寺遣人采邑，打造兵器，以充军用；面对匈奴马与西域大宛马杂交的良种马，他告诉即将赴渔阳的韩国安“要他在边关多购这样的马匹”。他在家事与国事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把国之利益放在家的利益上，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个人心灵的痛苦、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元狩变革”的实施和发展，拓展着民富国强的道路。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刘彻，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玩弄权谋，御人之术的一面；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从西域来的天马无异。用则御之，不用者弃之”。努力还他一个有血有肉、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例如：他对李蔡位至三公，而对忠诚于他的李广、汲黯等人，久放低位而不闻不问。说他冷酷，他对汲黯“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却常常得到他的宽恕；说他英明，他却屡屡地用了些行为不正的人担当大任，就说像李广、郝贤这样的人受委屈。说他怠惰，他为大汉的中兴呕心沥血，屡屡做出惊天动地的决策；说他勤政，他又常常对李蔡等人的行乐谏言乐而不疲”。他对巫蛊案张汤假公济私，专权枉法的放过；他在卫夫人怀孕期间与卫夫人身边宫女的泄欲这些都表现出这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多重性。正是在这种性格的多重组合中，塑造了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封建帝王的典型形象。作品中与刘彻相伴的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个个有特征，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特征：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察言观色、忠诚勤快的包桑；圆滑周转、逢迎揣摩的公孙弘；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张骞；书生意气、固守己见的董仲舒；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的司马相如；温婉恭和、庄重沉实的李蔡；体恤民情、不务虚言的郝贤；宽怀大度的隆虑阏氏；左右摇摆的赵信；不愿受降的巴图鲁；狂妄的昆邪尔图；诡谲狡黠的伊稚邪；妄自尊大的左屠耆王；壮心不已的李广；桀骜矜持的长公主；卫夫子的内敛淑惠；韩国安的忠君保国；淮南王的阴险狡诈；莽撞的灌夫，精明的韩嫣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杨焕亭先生是一个诗、书、画皆通，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滋养的作家。他推崇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精神。他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大都是传统道德情操占主流的人物形象。例如：汲黯，“一个官居九卿的主爵都尉，却让皇上都无法在他的面前随意放纵；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岸，却让卫青分外地钦敬，原来，在他的背后，是品节铸就成凛然不可侵犯的伟岸”。作者在汲黯这个典型形象塑选中，表现的是一种刚直不阿、坦荡磊落、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平等待人、直言陈理的人格观。当然，作品中也塑造了像主父偃、张汤等这样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心理阴暗的政治投机者的艺术形象。既便是这样，作者也没有抹杀这些政治投机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环境中在处理一些重大事件、案件中的积极作用。作者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煌煌大作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表现人的生命意识，人的食色欲望，人性在从自然野性向社会理性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历程；表现情与理、灵与肉、家与国的扭结与撕扯中的心灵疼痛，在人性的剖析中表现历史的思考，在良知与道德的拷问中表现人类文明的价值走向。例如：霍去病与阳石公主的相恋，张骞与纳吉玛的情感，刘彻与卫子夫的炽爱、公主对卫青的牵挂，窦太主与董偃的缠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笃深，赵信与可西萨仁的苦爱，刘彻与李妍的狂欢作者写他们美好的情感，也写他们炽烈的爱恋。这性爱写得很感性、很真切、很切肤，同样也很美好。例如：第二卷第二十章写刘彻和王夫人“情与欲的快感”达到高潮，“登顶之后那是一览众山的愉悦，潮落之后那是月出沧浪的柔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