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与吴淞江合流，当年是他们提出来的。。

　　上海黄浦江闵行区段处于黄浦江流域中段，东岸流经浦江镇、浦锦街道，北岸和西岸流经马桥镇、江川路街道、吴泾镇、颛桥镇。全长近三十公里，西自女儿泾口起，向东至闸港折北至近徐浦大桥出境。
　　（来源：闵行区融媒体中心）
　　黄浦江中游段，从大涨泾南口米市渡起，过得胜港、闵行渡，达闸港口，古称“瓜泾塘”，元末明初时改称“黄浦”。“黄浦”之名，始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高子凤为西林（今三林镇西）南积教寺所作的《碑记》中。明初，设在闵行老镇的官方机构称为“黄浦巡检司署”。
　　明永乐年间实施“江浦合流”治水工程之后，工程北端形成了“陆家嘴”，后发展为“上海外滩”，而南端的黄浦江东流北折处形成呈现“L”形大湾角，湾称“闸港口”，角称“寺嘴角”，夹江对峙，故人称“浦江第一湾”。北折之水称“东黄浦”，向西至女儿泾段则称“南黄浦”。
　　1977年冬季，开挖“大治河”之后，黄浦江与大治河、金汇港相交接，形成“十”字形水域，“浦江第一湾”生态景象更为壮观，水利功能更加强大。
　　千年母亲河，滨江故事多，承载着老上海民众永恒的集体记忆。寻觅黄浦江变迁的历史足迹，追忆滨江地带的历史风情，今人可以清晰地看到数百年来人们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和惠及后人的智慧创造。尤其是历史上改变黄浦江风貌的几次重大水利工程和交通设施建设，堪称是承载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一系列时代缩影。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名垂史册的“江浦合流”工程和“东江建闸”工程。
　　“江浦合流”工程
　　明永乐元年（1403），江南地区遍发大水，吴淞江的入海处百余里，沙泥充斥，芦苇丛生，几乎成为平陆。朝廷决定派户部侍郎李文郁辅助户部尚书夏元吉奔赴江南，治理太湖水患。夏原吉布衣徒步，遍历偏僻，亲自踏勘，并召见熟谙水利的官属吏民，广泛听取意见。在松江府巡视时，夏元吉收到上海县叶宗行和华亭县张昕等书生的建言函，主张放弃吴淞江入海故道，疏浚范家浜，引黄浦水向北汇合吴淞江，再寻道入海。
　　叶宗行，明代上海县长人乡叶港镇（时为叶家行，今浦江镇正义村五组）人，为县学庠生，通晓天象、农事，精于历算、测绘，读书崇尚气节，关心民生，勇于直言。夏原吉接到他的治水建议，即邀请其前去面议，还亲迎阶下，声称：“诚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
　　永乐二年（1404），夏元吉亲自主持“江浦合流”开凿工程，“役兵民数万，抚恤之人人尽力，布衣徒步，日夜经划”，严寒不避冷，盛夏不张盖。奋战一年多，终于引太湖积水可流出吴淞口。沿途低洼地蓄水大量减少，大片圩田得到开发。叶宗行因治水有功，被推荐到浙江钱塘出任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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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黄浦江替代吴淞江成为太湖泄洪的主要通道，不仅改善了上海西南部众水壅滞淀山湖、泖湖的局面，而且形成“以浦代淞”的水系变化和浦东浦西的地理格局。黄浦江成为通商要道，巨轮可直抵上海县城下，来上溯可通往郡城，使上海县从一个普通县城发展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从此，浦东、浦西两岸夹峙，为今日上海奠定了人文地理新格局，功垂千秋，意义非凡。
　　“东江建闸”工程
　　太湖水东南入海段，古称“东江”。因受东海潮汐影响，这里的水位和流量一日三变，极难控制，以至“江浦合流”后古东江流域依然灾害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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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隆庆三年（1569）夏，刚担任应天（今南京）巡抚的海瑞来到这里，实地查察黄浦江水道后，顶着重重压力，推出以工代赈治理河道的新方案，并亲自主持在金汇港东侧的古东江口修筑起一道大坝，动工建造水闸，依靠此举调控东流水量，迫使黄浦水在此北折而去。东江口水闸建成后，虽连续两年遭遇大洪水，但排水及时而未酿成灾害，“江浦合流”工程的效应就此更加完善。浦南名士何良俊不由赞叹：“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由此，这里人称“闸港口”，将东流入海的东江古道改称为“闸港河”，河道入口岸边逐渐形成“闸港镇”。
　　（原载于“今日闵行”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