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员工一个月多少钱（广电局编制内工资待遇）

　　5月31日，人社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将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等17个其他特困行业纳入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到2022年年底，工伤、失业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1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原本高富帅白富美的广电媒体，如今却成了特困户，不禁让人感叹广电行业的衰落。
　　被纳入特殊照顾对象，背后也折射出广电行业经营的困境。
　　媒体的经营为何如此艰难？又该怎么办？
　　6月7日，传媒茶话会对话江西广播电视台团委书记、都市频道广告部主任敖俊翔，郑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总监马松林，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卜彦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韩亮，西部某省广播电视台相关部门负责人，某央媒地方站负责人，某行业报要闻中心主任，某沿海城市党报新媒体记者，某地市级媒体人。
　　经营难是共同关键词
　　非常不好！
　　不好到什么程度？
　　不好到我们交了工会会费，端午节却连粽子都发不起了。
　　这是传媒茶话会与一位地级市媒体人关于媒体营收情况的对话。
　　不好并不是个案。
　　绩效按照5折到7折不等打折发放。今年，受疫情影响，形势更为严峻，3、4、5三个月的绩效总共只有1000元，但仍然没有发放，到手的只有基本工资。已经缴纳了工会会费的媒体人，在端午节，甚至连粽子都没有发。某地市级媒体人向传媒茶话会倒出了苦水。
　　工作十年的一线记者编辑，有的人扣除五险一金后还不到3000元。某沿海城市党报新媒体记者介绍，总体来说，绩效收入、年终奖，甚至经营人员的提成比例都降低了，绩效收入缩减为疫情前的三分之二甚至一半，年终奖更是缩减为十年前的三分之一。
　　而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媒体，年终奖已经被全部砍掉。
　　媒体人收入的惨淡，是媒体经营业务状况不佳的写照。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卜彦芳谈道，广电行业被纳入特困行业名单，说明受疫情影响广电行业经营困难与流动资金不足的状况比较突出。
　　卜彦芳列举了一组数据：
　　20172021年五年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的传统广播电视广告收入从1123。9亿元逐年下降至786。46亿元。
　　微信公众号上海娱华调研结果显示，今年14月全国省级台创收平均下降为19，疫情严重地区下降在30以上；全国地市台创收平均下降为24，疫情严重地区下降在40以上。
　　郑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总监马松林讲道，其所在媒体经营困难，整体经营状况一般，勉强维持基本工资和基础绩效。
　　江西广播电视台团委书记、都市频道广告部主任敖俊翔告诉传媒茶话会，今年以来，江西广电都市频道每个月营收平均减少200万元，降幅近15。
　　2022年，日子更不好过成为媒体的众生相。
　　经营难病根何在？
　　媒体营收艰难，是老生常谈话题。2022年，为何有雪上加霜的趋势？
　　疫情叠加经济增长压力双重影响，这是宏观环境方面的因素。这种影响也直接冲击了媒体的广告经营模式。
　　受疫情影响，线下论坛、活动、培训无法开展，影响整体营收。部分业务转为线上，虽有收入，但规模较低。某行业报要闻中心主任谈到了所在媒体的营收情况。
　　某央媒地方站负责人告诉传媒茶话会，经济增长乏力，企业营收与利润降低，会进一步勒紧裤腰过日子，从而减少宣传、品牌推广开支。媒体广告投放少了，营收就会下滑。
　　CTR媒介智讯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电视广告刊例花费同比下跌11。3。
　　5月中旬，微信公众号一口老炮《三十年来，媒体人迎来最苦日子》一文指出，媒体人，尤其是自媒体人最近的日子，可谓煎熬，以前恩威并施，打两棍，舔两口，总还有口饭吃，现在企业已经躺在那里半死状态了，鞭尸连个哼哼都鞭不出来。
　　话糙理不糙，广告主生存发展艰难，不可避免的殃及到媒体。
　　大环境的影响不可抗拒，但媒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经营的根本要素。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明品曾撰文认为，省市两级媒体在经营上面临四大困境。循着这一路径，能找到媒体营收难的病根。
　　一是，从媒体经营结构上来看，由于融合发展滞后，新媒体业态比重小，传统媒体占大头，现有频道频率资源冗余严重，功能重复、内容同质、恶性竞争，经营转型难，发展包袱大；
　　西部某省广播电视台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指出，广电媒体收入结构单一和媒体融合发展滞后是广电媒体的共性问题。
　　收入结构单一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20年，有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广电媒体面临的最大经营风险是收入结构单一。目前，很多广电媒体的营收结构中，广告收入仍占大头。
　　二是，从经营模式来看，新媒体用户价值挖掘不够，用户分散，日活不足，传播和广告价值低。依赖时段资源售卖，专题广告宣传占比大，影响节目品质和用户体验，难以持续发展。
　　关于专题广告，敖俊翔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受政策影响，今年，很多广电媒体的专题广告业务量有所下降，也影响了营收。
　　此外，用户媒体接触方式转到小屏，广告主投放阵地随之转移，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媒体的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
　　关于这一点，马松林举了个例子：
　　抖音带货达人的出现，让客户把相当的费用投入到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相比于广播，抖音具有受众画像可选、投入产出比可衡量、投入拉动销售效果明显等特征。分流了相当一部分广告客户费用。
　　三是，从人才结构看，因分配和人事制度改革滞后，冗余供养人员过多，年轻人才待遇相对较低，成长空间小，人才持续流失，一线骨干力量尤其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和年轻后备力量严重匮乏。
　　敖俊翔谈道，一直以来，广电行业盘子大、业务广、24小时播出，存在人浮于事、吃大锅饭、重资产投入成本高等问题，发展面临很重的包袱，难以轻装上阵。
　　四是，从媒体改革进程来看，改革是融合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经营的原动力，但目前，媒体的改革动力不足、后劲不足、协同效应不强，导致改革迟迟未启动或不彻底，一些制约媒体发展活力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外有经济环境、疫情的影响，内有体制机制、人才、经营模式等因素的制约，多重压力之下，2022年，很多媒体的经营在夹缝中生存。
　　经营突围路在何方
　　1。转变经营思维
　　2022年广告经营遇到困难，客户投放量有所降低，如何创新利用广告时间，提升经营能力？如何撬动现有资源实现增量经营？马松林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面对广告商没有充足宣传预算这一现实情况，可以采用现金保底分成的广告投放模式广告主支付一部分费用给媒体，作为保底，之后再根据广告转化效果，与媒体分成。这样既可以分摊风险，也可以筛选出优质客户，同时也能提升广告效果。
　　二是，在客户无前期费用前提下，可采取产品保底分成的营销模式客户拿出一部分产品，先销售出的产品作为保底费用。在达到完成保底前提下，双方协商，分成可按销售利润进行分账，这样可降低媒体营收风险，扩大合作对象。
　　三是，采取自有可控产品的市场化合作模式。
　　思考从‘自营’到‘自有’的转变中，我们发现‘不找到厂家源头就不算自有’。马松林谈道，郑州广电积极用源头思想更好地把握项目成本方向，拓宽社会资源，直接走到市场头部，找到知名厂家寻求合作。拿到自有产品之后，利用媒体定价权，制定销售政策，制定促销政策权，扩大优势，形成市场化运作。
　　敖俊翔建议，如今，广电媒体已无法继续躺赢赚钱，地方媒体要从过去的坐商等客上门的经营思维，转变为行商主动寻找客户，并善于挖掘长期客户，与客户共同成长，再通过创新发展成为创商。
　　通过广告资源入股、提供超值服务等方式，我们将原本只有40万元年度合作费用的一家企业，发展成为千万量级合作的客户。敖俊翔谈道。
　　2。改变经营结构，提升多元创收能力
　　西部某省广播电视台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地方广电加快经营转型，推动从广电经营向全网经营转型，拓展收入来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卜彦芳也谈道，对于广电行业来说，根本性问题依然是提升经营能力，尤其是要进一步提升来自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创收能力，改变过去单一的办节目、卖广告的营收模式，在新媒体领域开疆拓土。
　　据传媒茶话会了解，2021年广播电视机构新媒体广告收入突破190亿元，引人注目。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的新媒体经营呈现增长态势。早在2019年，湖南广电的新媒体端营收就开始超过传统媒体端。
　　除了发力新媒体，开展多元业务也是目前很多媒体的经营突围之道。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多元文化创收、华商传媒集团的电商转型、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会展经济都是多元创收的典型案例。
　　此外，受疫情影响，线下活动取消，2020年直播带货兴起，很多广电媒体开启MCN，孵化工作室、培养网红记者，进行常态化直播带货业务，尝试线上创收新常态。
　　3。定位清晰，解决身份归属问题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韩亮谈道，定位不清晰制约了广电媒体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各级广电媒体的属性是公共的还是商业的？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解决的措施也就清楚了。
　　与地方党报作为地方党委机关报的定位不同，广电媒体的事业单位属性企业化运营，身处公共与商业之间，深陷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喂草的尴尬处境。
　　韩亮建议，广电媒体如何生存、如何经营，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一刀切，不能全部推向市场。尤其是西部、偏远落后地区的广电媒体，本身底子就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传播阵地，如果完全市场化，阵地有丧失的风险。
　　东南某省会广播电视台部门负责人也建议，地方广电要继续发挥宣传党的声音的职能，但要在经营方面进行一定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方面要给予一定扶持，不能完全让广电媒体只靠自己在市场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