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为何没钱办

　　趋利避害作为一种庸俗的社会哲学，因其自私的本性在历史上曾而饱受恶评，被世人逐渐摈弃。没想到却能在2000多年后的市场经济土壤下的中国被发扬光大：有利的，大家蜂拥而至都想分一杯热羹；没利的，大家互相推诿，唯恐避之不及。
　　以此来对号校舍安全工程建设中的情况，好像一点也不为过。记者在调查中得到反馈是：一方面地方埋怨中央财政扶持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中央认为校安工程建设应以地方为主。这种相互间的博弈，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似乎形成了遥远的怨怼。
　　那么，究竟孰是孰非？是地方在找借口，抑或是中央财政不作为？记者特意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全厚一个外表普通的学者。或许是真人不露相，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缜密的逻辑，一席拨云见日的话语，令人茅塞顿开。
　　不能把帽子都扣在分税制改革上
　　现在学界有个普遍的观点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大块被中央切去了，导致地方财力紧张，没有余钱办教育。实际上真是这样吗？
　　并不完全这样。赵全厚表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受到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教育的投入，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实际上，从1985年1994年的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学校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上面号召政府转型搞经济发展，个人也开始下海经商，忽视了教学和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都不够。
　　赵全厚认为，如果说分税制改革前农村校舍建设得比较好，分税制改革后反而不好了。可以说是分税制改革惹的祸。但分税制改革前中央没钱而地方有钱，义务教育不还是没搞好吗？因此，校安工程建设好事没钱办。不完全是财政体制的原因，把帽子都扣在分税制改革头上，难免有失公允。
　　中央财政已尽了力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近些年，收入上，中央一般预算收入占52，地方占48；支出上，中央占35，地方占65。在地方收入中，省市县级三级的比例，一般是县占到43～47，其余的山省市分，市比省占得略高些。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央把自己收入的13左右转移给地方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贫闲。
　　因此，赵全厚表示，原则上大学在中央和省里，由中央投资。义务教育以地方投资为主，中央适当补助，彼此泾渭分明。但实际情况却是：义务教疗经费的大部分是中央出的。如教师工资是教育支出中的最大部分，在很多地方教师工资基本都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甚至中西部地区学生住宿补贴、教科书补贴都是由中央出的。再如在新建校舍中，一般是中央拿7或8成，地方拿2或3成，撤乡并镇中的校舍建设资金大部分是由国家拨付的。既然大头中央拿了，小头像校舍维修、桌椅更换、教具购买等，就得由地方自行解决，毕竟你是有税收的。除非发生像汶川那样的大地震，钱全部由国家出。
　　上面的困难
　　赵全厚表示，除了钱的问题，中央还有另一种隐痛。首先，校舍建设如果全都由中央拿钱，就会形成无底洞，地方会不断加大自己的需求欲望，有必要没必要都要上马，反正是国家出钱，形成一种地方对中央的合理欺诈。像普九债务，原统计为500亿，中央去年就拿出429亿化解，但地方看到中央拿钱，今年又报出400多亿，中央索性就不给了，让地方自己解决。就像街头要饭的哪个不可冷？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恐怕连打架英雄王海、方舟子都无法辨别，谁都不给，让所有人都钻不了空子。
　　再者，调整中央原定的支出结构很难，因为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都会打破既有平衡，肯定会有人不同意，难度很大。除非发生特大问题，大家才会忍痛割爱放弃一部分利益支援他人。就如大街上遇到一个没钱治病的小孩，人们都愿意做出点牺牲捐些钱。
　　地方作为不够
　　赵全厚认为，中央一般是大钱出大头，如教师工资；小钱出小头，如校舍建设维修，所以校舍建设应以地方为主。那么，地方为什么苦穷況没钱呢？本该用于校舍建设方面的资金呢？答：被转移支付了，用于建宾馆、建度假山庄等非民生工程上了，有的县建一个大市标的花费就高达数千万。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和地方政府执政理念有关。赵全厚表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是政府必须优先做好的基本服务。但教育只有投入。很难看到现实的产出。所以，地方热衷于修公路却吝啬于建校舍。因为搞建设容易出成绩和成就，胭脂都得擦在脸上。这也是1994年之前地方有钱中央没钱，学校还是建不好的原因。如果地方将维护政府正常运转之外的钱都用在教育上还不够，那真是财政体制出了问题，需要重新梳理和调整。
　　事权划分是关键
　　赵全厚表示，校舍安全工程建设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政府责任下的财政优化问题。应努力做好如下几方面。
　　首要的是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社会上各项事业，如教育、水利、医疗等等，其财政支出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都要划分清楚。哪一项建没中央投多少，省市县各投多少也就一目了然了，不会为了你多他少互相掐架。事权划分清楚了，财权也就确定了，知道哪些是自己必须做的，哪些是不一定要做的，防止这边越位那边缺位。
　　其次约束地方政府投资权。地方政府钱虽然不多但投资权很大，为了GDP和业绩政绩成绩，该加大投入的不加大，不该加大投入的创造条件也要加大，很少把自己定位在社会服务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上。
　　再次改变官员考核机制。不再将财政收入和GDP作为对地方官考核的主要指标。为什么长期忽视教育？因为没有哪个县长是因为升学率高而当上市长，相反GDP上不去位子都可能不保。在缺乏民主财政的情况下，决定预算的是官员，这种机制必须改变。对于其中追求政绩，或寻求贪腐空间，该做不做、不该做偏要做的官员，要追究其领导责任。
　　另外预算公开化。预算公开化的作用在于为公民监督政府提供一种通道。通过监督政府，引导财政资金重点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有助于地方官员树立民生在前、建设居后的执政理念。
　　总之，赵全厚略作了一下停顿，说，上述几方面事权划分是关键。如能顺利实施，不仅可以解决长期以来财权事权不对称而产生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利益牵扯，还可化解目前在很多事情上好事总是没钱办的尴尬局面，当然也包括校安工程建设。
　　此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的光景，窗外惠风轻拂、阳光明媚，春天正在一步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