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课稿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课稿
　　课标：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主题：儒学到汉代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课地位：儒学发展承上启下。
　　教学目标：了解董仲舒的思想主张、贡献和地位；了解汉武帝对待董仲舒新儒学的态度、举措和对儒学发展的推动。
　　学情分析：所教班级是高二年级文科，又知识功底较差的学生，尤其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需渐次引导，由浅入深分析方可。
　　讲课思路梳理；
　　〔回顾所学〕：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学，以“仁”为核心，要求人人互爱，融洽相处，恭、谦、敦、敏、慧；且爱有等差，讲求忠、恕、孝、悌。强调统治者应以德治民，取信于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向往和追求周朝礼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张“克己复礼”。教育思想上主张“有教无类”。孟子和荀子发展儒学，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五养吾浩然之气”，“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且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天，俯不怍地；集天下英才教育之。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强调实行仁政来恢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张统治者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命题。其伦理观为“性恶论”，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荀的改造，儒学体系更加完善，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曲折进程〕：儒学的礼乐规范，道德伦理协调等思想，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得不到重视。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导致儒家学说受到巨大打击。汉初，为恢复被战争残酷破坏的社会经济，统治者尊行黄老之学，以无为而治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汉朝走向强盛。此时，巩固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的主题彰显，改造儒学适应形势发展的理论问题已呼之欲出。
　　〔情景导入〕：其一，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数百，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得武帝首肯，为儒学走向正统开辟道路。其二，董仲舒潜心研读《公羊春秋》，曾经“三年不窥园”，晚年写下《春秋繁露》。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为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地位的凸显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课程设计〕：
　　背景分析：
　　汉初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经济恢复，社会繁荣，国力强盛。然而，潜在的危机依然严重：诸侯国势力膨胀，分裂危险仍存；土地兼并剧烈，社会矛盾尖锐；匈奴犯边，影响中原发展。为加强中央集权，适应统一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这个分析可让学生总结）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察举制网络天下人才，造就才俊辈出的局面；董仲舒以一代宗师的渊博学识，再造儒学以适应时代需要，为汉武帝所采纳，给以儒家思想治国争取了政治地位。
　　汉武帝治国取拿来主义，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董仲舒思想则以儒家为主，兼采法、道、阴阳五行诸家，融为一炉，继承创新并行，成一新的儒学体系。
　　董仲舒思想管窥：
　　董仲舒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春秋决狱》、《玉杯》、《清明》、《竹林》等著述内，“凡百二十三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看来，孔子删修《春秋》的原则是大一统即以一统为大，就是说，一切事情都应该统一于王，种族、王国、郡县，地域、民人、官吏，各种思想流派皆应统一于王。从而证明“罢黜百家”是应该的。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对于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地方势力坐大、土地兼并严重、边境不宁、流派纷呈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理论支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的统一，需要思想的统一。董仲舒鉴于此，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运用政权的强制力量，统一思想意识。其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统一地主阶级的步调，防范、控制人民。这显然是适合了统治阶级，而被逐渐采纳。从此，儒家思想获得独尊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说”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和人一样，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皇帝是上天之子，代表天意，君临天下百姓，至高至尊而不可抗拒。这就给封建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借助神权维护皇权。董仲舒进一步阐释道，天有四时春夏秋冬，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人有四情喜怒哀乐，天人关系如此密切，“三者相为手足，合成为体，不可一无也”。因此，君主进行统治，应当尊崇天意。君有道，则天赐祥瑞彰显，君无道，则天降灾异威慑；如果君主在灾异面前不知改悔，伤败就会来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这样又以神权制约皇权，使臣下借着灾祥变异来规谏君主，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限制皇权，减少暴政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伦理规范、三纲五常〕：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需要稳固的统治秩序，及其系统的伦理规范。先秦法家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常道就是纲。董仲舒取于此提出自己“三纲”的理论，又附会于“天意”，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且“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这一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和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董仲舒认为，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伦理秩序规范起来，需加强社会教化和教育的功能，其原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
　　〔徳刑并用、限田省役〕：董仲舒认为，不能简单的承袭秦朝的法治，主张要改变现有政策。因此，他曾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同时采用软硬两手。他说天有阴有阳，阳为德，阴为刑，既然天有德、刑两手，人间也要有“教化”、“法度”两手。不过，在德、刑之间，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可见，董仲舒既重视德治，又重视刑法。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官僚、贵族、侯王凭着封建特权，大规模掠夺土地，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阶级矛盾尖锐。他发挥儒家仁政的思想，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国家对百姓“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和废除盐铁官营主张。这对当时减轻国家队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董仲舒还大力提倡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
　　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政治方面〕：汉武帝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涌现出大批才俊，很多儒学家得到重用，并参与国家大政。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的赞中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牧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禅，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可见，儒家思想的熏陶，官员队伍的扩大，文化素质的提高，巩固了封建统治，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博士者“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也，负责传授学问。由此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定太学以教救国”的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导民以礼，风之以乐”。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学习科目为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规大学。起初，太学只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弟子50人，昭帝是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时二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末年达到三千人，东汉末年更多达三万余人。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地位大大提高。汉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体系。这一措施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的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独尊儒术的影响〕：用学者周桂钿的话说：“一是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二是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三是稳定了和谐社会，四是巩固了统一大国的局面，五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但是，也导致了后来的思想僵化。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平顶山市一高张新玉
　　201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