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律师都爱莎士比亚

　　当南非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上个月被宣判犯了谋杀罪时，法官在描述该案件时说这是一场具有莎士比亚色彩的人间悲剧。
　　这位残疾运动员的没落所遵循的那条叙事轴让这种类比显得很恰当：克服了重重障碍登上了奥林匹亚之巅，爱上一个美丽的模特，然后在一个巧合中这个巧合哪怕出现在游吟诗人的戏剧中都不显得突兀于情人节当天夺走了她的生命。皮斯托瑞斯对于入侵者的偏执是一种悲剧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表现在他对枪支的狂热上。他的没落将在4月的处决后画上句号。
　　装饰和美化庭审，让整个审判程序更加用户友好？
　　皮斯托瑞斯的案例，确实异常地具有莎士比亚色彩。但是做出这项裁决的法官EricLeach，只是这个在法律需要时就变成剧作家的庞大群体中的一员。
　　2012年，英国高等法院在关于推特上一起恶意玩笑的庭审中，援引了《李尔王》最后他们以社交媒体用户可以自由地说他们想说的，而不是他们该说的为由，推翻了这个定罪。
　　也有人选取了《哈姆雷特》中的一小段，用于2008年的一场边界争端中：alittlepatchofgroundthathathnoprofitinitbutthename（一小块无产出，却仍然有名字的土地）；而同部作品中的另一段，则被某个法国的法庭引用来探讨刑事责任（我在这里宣判的是疯狂的行径。原文译文是：我是怎样被疯狂害苦了）。
　　《亨利八世》（虽然当时被误称作亨利四世）也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中被SamErvinJr议员所引用；而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疑犯之一佐哈查纳耶夫的定罪宣判，是以《裘力斯凯撒》中的台词结尾的：人所为之恶，死后犹存；所为之善，与之俱亡。
　　这些例子都装饰和美化了庭审，让整个审判程序更加用户友好。有时却只是冗长的炫耀：1978年，国际法院法官菲茨莫里斯使用了一句短语一个非常积极的回答，为此他还得特意标注，该短语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篇中第二场里的第43句。
　　莎翁的文字更适用于对法律的探讨
　　律师们对莎翁的喜爱是合理的，因为较于其他专业，莎翁的文字更适用于对法律的探讨。有一些人认为，莎翁的法律知识如此具体，真正的莎士比亚一定本来就是名律师。ScottDodson和AmiDodson于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着手发掘那些目前在位的最富有文学性的‘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哪些作家的至理名言最常被拿来引用。其中最多产的引用者和最为广泛阅读的作家是AntoninScalia，而威廉莎士比亚和路易斯卡罗尔则毫无疑问地在最常被引用的作家中位列榜首。他们两个分别在5次庭审中被引用了16次。榜单中还有其他一些受欢迎的作家，如乔治奥威尔，查尔斯狄更斯，阿道司赫胥黎和伊索。（前10位中并未出现女性作家）
　　莎士比亚的文字还将在法庭中回响数十年，因为众多大学，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已经将其编进了法律课程表中。哈佛法学院就开设了一期课程，专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公正与道德。而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文学系和法律系的教员都讲授莎士比亚和法律这一模块，探索法律在个人与社会的斡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融合其实合情合理，南安普顿大学依据最新的研究，指出（不难理解）这让学生们有机会从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和其他作者的角度去学习法律，从而能够成为更精于伦理的从业者。DavidComerKidd和EmanueleCastano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阅读文学作品能让人表现出同理心，挑战偏见，并且在做决定时更为灵活，这些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都是需要具备的素质。对文学的感知力让律师在表述观点和概要时更为清晰和结构化。
　　具体是什么让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法律中得到如此多的引用和映射呢？
　　毕竟，罗伯特彼得森在诗人与法官中指出，莎士比亚的37个戏剧包括不太为人知晓的《两个贵亲戚》和《雅典的泰门》曾在美国法庭中的800多条司法见解中被引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莎士比亚是高雅文化的化身，引用他旨在让审判听上去更为可信，同时也更富历史意味。彼得森指出，这能从实质上促成决定，将庭审推向我们所熟悉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是莎士比亚的广泛性每个人都读过，或声称读过像哈姆莱特这样的戏剧。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全球通用的语言；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一词能让一个人的陈述显得激荡起伏，哪怕听众对这些作品并不熟悉。皮斯托瑞斯在那天晚上的可怖行径的细节，被放进了我们所熟悉的莎士比亚框架中，法庭成员和大众便能更好地理解这起不必要的流血事件。
　　无论如何，虽然莎翁已在400年前逝世，本琼森的估计始终正确：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智慧绝不限于一个时代，它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