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汛读后感摘抄

　　《凌汛》是一本由冯骥才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凌汛》精选点评：
　　对于一个不了解伤痕文学的人来说，冯骥才的这本小书能把我一下带回到那个年代，体验十多年寒冬窖藏之后，突然开始有花朵冲破冰层毅然盛开的狂喜。比起上一本《无路可逃》，这一本无疑是轻松得多的，历史开始往好的方面发展。看到有的人对伤痕文学是持以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们文学政治大于艺术，政治效应大于文学效应。可是在当年的环境里，这样粗糙而局限的发声，已是不易。这不禁又让我想起《狂热分子》中，霍弗说言辞人总是走在改革的最前头，他们才是改革初期最有力的推动者。
　　好人们
　　确实因为文笔较好吧，写的挺有意思，少了沉重，更多的劫后余生的庆幸。
　　看到最后只记住冯对伯乐至情至深的感谢
　　看完了无路可逃，意犹未尽又跑来把凌汛买来看。以前对大冯知之甚少，更无法想象出他在那十年里究竟经历过什么，又是怎样一点点熬出头的。我惊叹他的才情，敬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仍能保持人性淳朴善良的言行。有那么多没能捱过来的优秀文人，大冯是幸运的。
　　可以看出冯老对引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感情之深。
　　如果喜欢冯骥才，此书很值得一读，看看这位作家在初入文学路时的心路，里面出现的人物都是当代文字举重若轻的人物。看伤痕文学的兴起，看时代转折浪潮中，文学如何以它独有的方式去感召重人。
　　关于人文社的个人记忆，注重细节，充满真情。只是附件忆韦老太的文章，好像把他俩的认识时间记错了，从正文看应该是1977年，而不是1979年。
　　无甚可观
　　看冯骥才这种非虚构反比小说有意思，能满足我对那个时代的好奇
　　《凌汛》读后感（一）：一个文学时代的景观
　　《凌汛》是作者记录他1976～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写作时的一段经历，。那个年代，政治暖流让文坛涌动了起来，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作品用激动、真情、反思记录着人的心灵和社会的变化，全社会呈现人人爱文学的活跃。虽然严寒总要与暖流、春风拉锯，但繁荣的景象令人感动。
　　《凌汛》读后感（二）：往事如烟，寻觅尚有痕迹
　　我称冯先生叫大冯是有点托大，但大冯确实文学界的资深人士都这样叫的。自从他担任了副部级高官，我确实没见他写过很精彩的作品，虽然他做了很多很好的文化事，但作家还是要有作品的。可是，一个作家在奉献了很多好作品之后，还这样期待他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比如一个老农民，青壮年的时候种得很好的粮食，我们还能期望他在年老力衰的时候，还下田干活种出粒粒香甜的稻谷？所以对作家我们也不能这样不近情理地要求。大冯的这部回忆，写的很精粹，那个年代的好事儿好情景好人儿都宛在眼前，值得称道。前些年王培元教授写过一本《在朝内大街166号与前辈相遇》，也是很好的作品。现在的朝内大街166号正要拆迁，一年后是再也见不到166号了。那些如烟往事也只能在纸上寻找了。
　　《凌汛》读后感（三）：太多的社交属性
　　感觉这本不如上一本记录wg生活的《无路可逃》。
　　大约上一本是纯自我的写作，这一本记述7679年冯骥才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经历的书，有了太多的社交属性。
　　当然人老了之后回忆年轻时候的自己和周围，特别是刚刚从wg那种恐怖中缓过劲儿来的自己和周围，往往是美好的成分多吧。
　　因此冯很看重那种小拳拳捶你胸口领导你坏坏人家都受伤了的伤痕文学写作，也把那种钦定的某种程度上的写作的自由看的很重。
　　所以称之为凌汛。
　　因此反思就相对少些，并没有一言涉及这大河的解冻不过是稍微温和一些的篱笆的圈养。
　　这就是中国特色式的作家的悲哀。
　　冯是好作家，不够一流，但至少二流是以上。就冲他整理和反思wg中普通人遭遇的种种努力，也该获得一流的尊重。
　　《凌汛》读后感（四）：冯骥才的早春凌汛
　　如今的冯骥才以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者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而留在文学读者记忆中的，更是那个写《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作家冯骥才。而奔波于乡野，为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大声疾呼的冯骥才，其实也并未忘却自己的文学来路，当从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就要拆除翻盖新楼时，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这便是《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一书的起因了。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冯骥才所记忆的这个时代，即新时期的萌发，亲历者的所见所闻，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有另一番新意。
　　说起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各个时代有各自的特点，但如1977年的此种借调写作，大约是前不可见，后来亦绝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社可以放开出书了，但发现书稿奇缺，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这就给籍籍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以机会，出版社要从他们中间寻到合适的人选，打磨出可用的书稿。所谓借调写作，即这些写作苗子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负担，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冯骥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来此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这一借调就是两年，如此一段时光既是他个体生涯中的关键一环，亦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学界在新时期的悸动与波折。
　　冯骥才的《义和拳》虽几易其稿，但终究是改出来了，不过予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稿子没能改出来的作家。他回忆了一位早三四年就借调到社里的作家，辽宁铁岭人，一肚子乡土传奇故事，善于讲述，多好的小说素材，却在这反复修改的书稿里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位铁岭作家要修改的小说，起笔于文革中，这几年政治形势颠来倒去，小说人物与情节必须紧跟着变来变去，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明天政治风云突变，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把这位作家折腾得够呛。终于有一天编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正反人物逆转，这个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作家只好黯然离去。这不禁让我想起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由于在特定的时代写作，不得不打上特定的烙印，作品内容紧贴现实，呼应着其时的政治要求，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王蒙亦是无法修改出来，小说的出版终竟搁浅，束之高阁。《这边风景》放置了二十多年，于2013年才正式出版，见证了王蒙的创作轨迹，亦留下了一份有意味的文学史料。
　　让冯骥才体味到春之寒冷的，应是他大胆写出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时，意外受诗人叶文福忏悔的震动，那是一次酒后，叶文福痛苦反省当红卫兵打自己老师的往事，大冯，你要绝对相信我我对革命是赤诚的，就因为赤诚，我打得才特别狠！受此触动，冯骥才的记忆中浮出类似的故事，暂停其他小说的写作，先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名为《创伤》。拿给人民文学社，却给社里出了个难题，审查意见难以出炉（在此期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因题目相似，决定改为《铺花的歧路》）。事情的复杂以致流言四起，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完了，冯骥才是反革命了！人文社专门召开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讨论《铺花的歧路》、《冬》（孙颙）、《生活的路》（竹林），解决思想的争端，这时，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之后，这篇小说先刊发于1979年第2期的《收获》上，同年人文社出版单行本，虽仍然争议不断，但开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挡的了。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既是文艺界的重聚，也是文学风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转的标志。
　　朝内大街166号，对冯骥才的人生有极大的意义，自然其本身也有着复杂的况味。王培元的《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即记载了在这里出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悲剧画像。而冯骥才的回忆中，韦君宜、严文井、秦牧、王央乐、李景峰等与朝内166号息息相关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令我们难忘。一个简单的门牌号，一个老旧的出版社，予作家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因之，冯骥才言道，如果老楼拆了，回忆更无凭借。我要赶紧去趟北京，站在老楼前拍张照，为了纪念，更为了永远的记忆与深刻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