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风雷

　　八十一、成了难民
　　文革中的滨海市虽说是滨海岛的最高首府，但也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规模很小，仅有几条象样的街道，城市居民不超过10万人。滨海市濒连滨海，地域有限，街道狭小，楼房一般两层左右【因为怕台风】。滨联司的据点五层楼是滨海市最高的楼房，东联站的据点解放戏院虽然只有三层，但在当时也算是较高的楼房了。解放路、博爱路、新华路是商业区，历来是滨海市最热闹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为东联站所控制，被东方红派称之为解放区。
　　来到滨海市后，我继续留在东南线的民兵队伍里，因为我无路可走，在宾海市没有一个熟人。根据东联站指挥部的决定，东南线大部分人马驻扎在地区政府大院【在红坎坡、新市区】里，此外还有一部分武装驻守在新华路、博爱路一带的东方红据点里，潘先杨和指挥部的人员都住在那里。
　　一个多月来的碾转流离，我几乎失掉了一切生活用品，连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也破烂不堪，弄得我连街也不敢上，怕人笑话。有时候晚上我不得不光着身子睡觉，因为我没有衣服替换。后来，有位民兵看到我太可怜了，送给我一条旧军衣，我才有了替换的衣服。
　　不久，驻地附近有一家百货商店失火，东南线乘机打劫，抢来一批日用品，我也分到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鞋子。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上街去，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套象样的衣服了。
　　这时滨海市的形势虽然紧张，小规模的冲突天天有，但市面上还是比较繁荣的，几条主要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店铺也正常营业，生意兴隆。
　　有一天，我和几位队友上街去，我们逛了几条街市，累了，就走进一个小食店里，里面用餐的人很多，饭菜的香味不断的钻进我的鼻孔，引起我的食欲，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往衣袋里模索，想找出一分半分钱来，可是，我的手模了半天，半分钱也没找到。我问了同来的伙伴，他们也是分文不名。没法子，我们只得吞着口水乖乖地走了。
　　忍着这口气，我一连几天都没出街去，因为我一想起那难堪的场面就觉得难以忍受。
　　不久，我的同学光头义平也来到了滨海市，他是随着符开明的队伍上来的，符开明的队伍驻扎在三门坡农场，他跟符开明来到了滨海市。一天中午，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里大餐了一顿，我们三个人一共花了几块钱。我第一次喝了啤酒，觉得很新鲜。钱是义平付的，因为直到现在我的口袋里还是不名一文。
　　一连几天，义平都带我上街去，而且都是饱餐一顿，钱照样是义平付。有一次，他居然给了我2块钱，还说以后要花钱可跟他要。但是后来我并没有胆量向他开口要钱。
　　义平同学在海口花钱大手大脚，他哪里来那么多钱？我不敢向他打听，我想大概是他在县城大武斗时发的横财吧。可是有一次他竟对我说，你想要花钱就跟我干吧，干什么他也不告诉我，我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他一声，后来也没有看到他叫我干什么。
　　八十二、武斗据点
　　解放后，滨海岛还属xx省管辖。滨海岛的最高党政机构是滨海行政区党委和滨海行政公署，办公地点在滨海市红坎坡一带。红坎坡是新市区，以前是一片荒芜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些村庄。这里地势稍高，位于府城和滨海老市区之间，距离老市区较近，交通比较方便。50年代，这里建设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两层小楼，作为党和政府的办公场所，这里就开始出了名。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经过半年多的折腾之后，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各地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权斗争，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
　　孤悬海外的滨海岛，也拉开了夺权的序幕。在红坎坡的政府大院里，机关干部们也上演了一场假夺权的闹剧。
　　1967年1月22日，xx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后，省委书记处打电话给滨海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安，要他做好交权的准备。杨泽安随即召开区党委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交权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夺权已是势不可挡，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省委的指示，权力只能交给左派，决不能落在坏人手里。
　　1月23日，区党委党群战线文革主任林道联来上班时，听文革办的同事说，昨晚省文革办来电，称省委已被夺权，询问滨海现在情况如何。
　　林道联想到【人民日报】的社论，想到滨海区两个重要单位【滨海市公安局、滨海市委】已被夺权，便建议：我们是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学习社论？看看怎样夺权？如果权被坏人夺去就麻烦了。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于是分头通知各部门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共二十多人讨论即将到来的夺权。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推选林道联为夺权代表，他罢了罢手：社论要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权，我只是机关的代表，肯定不行。于是又推举了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与其让别人夺权，不如自己夺自己的权，这样才能确保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确定了夺权的代表人选后，林道联就派人去通知区党委书记杨泽江。
　　杨泽安和其他书记急急赶到办公室，和办公室的人提交接，让后来的造反派扑了一个空。这就是所谓的滨海一、二三夺权，后来造反派说这是假夺权真保皇。
　　滨海一、二三夺权后，滨海岛各县市相继被夺权。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存在，最终演变成一场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
　　夺权后，杨泽安等书记成了宝贝，今天被这一派楸走，明天被另一派批斗，整天忙于做检讨、赎罪。最可笑的是，这些走资派都成为造反派的战利品，变戏法的把他们都藏起来，不让其他群众组织楸斗，抢走资派成了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闹剧。
　　走资派们忙得很，他们都忙于写材料，做检头，但一般干部却闲得很，因为党政机构都瘫痪了，他们再也无公可办了，于是也起来造反，杀向社会去了，原来非常热闹的红坎坡【区党委大院】却变得冷落起来，一栋栋办公楼人走楼空。井系旗派东南线逃难到滨海市后，瞅准机会，在红坎坡上抢占了好几栋楼房，就在区党委大院里安营结寨了。
　　1月底，滨海市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东联站和滨联司都准备着大干一场。滨联司从秀英港调动了大批武斗人员，进驻了市中心，并在大同路和得胜沙路设立了新的武斗据点。滨联司还多次扬言要对紫贝井系旗派采取暴烈行动。东联站也毫不示弱，各组织都成立了新的武斗队，在市中心解放路和新华路建立了一些牢固的武斗工事。
　　有一天，潘先阳和几个头头来到政府大院井系旗派驻地视察，同来的还有东联站的总指挥陈同川和潘家辉【汽运东方红头头】等人，他看到我们这里既没有构筑工事，戒备也非常松弛，人出人进非常随便，便大发雷霆，把王波等人大骂了一顿：我带你们来滨海市是让你们来这里是来看光景的吗？你们这帮人整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将来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命令我们立即修筑工事，并对该地区实行戒严。
　　当天傍晚，政府大院里灯火辉煌，一群群人忙得不可开交，挖壕沟的，竖木桩的，垒沙包的，安装电网的，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把武斗工事搞了起来。第二天，大楼周围出现了很多土包子，一条条壕沟围绕着大楼，四通八达。建筑物门口堆放着沙包，设置了射击口，大楼四周竖立了木桩，绑上了电线，并安装了电灯。原来笔直整齐的街道被破坏了，政府大院变成了一座坚固的战斗堡垒。
　　第二天早上，我们封锁了政府大院所有的路口。民兵们在路口设置了障碍物，安上岗哨，检查过往人员，并派出巡逻队在这一带市区进行巡逻值勤。这样一来，政府大院和附近市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觉得形势还不至于这么紧张，滨联司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对付紫贝井系旗派的，而是为了对付东联站。
　　可是，我的估计错了，几天后，滨联司对井系旗派采取了行动，他们派出大批人马，在市区内设立检查站，大肆搜捕井系旗派人员，结果，我们有很多人给滨联司抓走了。
　　这样，紫贝井系旗派和滨联司的斗争公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