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城市人口极限：北京真的只能承受2300万人？

　　刚闭幕的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并提出了北京人口2300万的“天花板”。这并非官方首次表态要“控人口”，人口的增加若真让特大城市不堪重负，那自然应该控制，但问题是，城市真有“人口天花板”吗？
　　从自然承载力来看，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并非面临极限
　　1、首先，以水资源短缺来为大城市控制人口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外来人口的流入，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如此多的“新居民”驻寨，在当局看来，会让城市不堪重负。北京提出人口控制在2300万，其中一个主要依据便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承载力接近极限。由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专家完成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指出，淡水资源是京津冀区域承载力的最大短板，其中北京市人均水资源为119立方米，甚至远达不到联合国设立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但是，以水资源短缺来为北京等大城市控制人口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城市人均土地面积摆在那里，不仅北京人均水资源低，世界无数生机勃勃的大城市人均水资源都低；其次，水资源少是可以通过开发新水源、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等各种手段改善的。以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世界倒数第二位的新加坡为例，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主要靠收集存储雨水、淡化海水、净化污水和从邻国进口来满足。
　　2、以土地或者其他自然资源来计算人口承载极限，往往也是经不起推敲
　　不可否认，城市的容纳能力，如水、大气、土地等自然资源肯定存在物理极限。以土地为例，上海市域面积6340平方公里，留必需的绿地、林地和农业用地后，余下2900平方公里可用于城市及工业开发，目前已经开发使用了2830平方公里。土地看似是大瓶颈，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也貌似是解决措施。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
　　根据学者张京晶、王夏倩的数据，国外大都市建设用地占城市陆域面积的比重一般都保持在2030的水平上，而目前上海建设用地占城市陆域面积的比重为42。1，从人均建设用地水平看，上海目前为122平方米，远高于发达国家城市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土地粗放利用显著。
　　并且用地结构还不合理，生产用地比例中，上海工业用地2009年达到建设用地面积的25。6，占陆域面积的11。而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工业用地一般占建设用地比重在5以下。事实上，这些国家都面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和高昂的土地利用成本，但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立体化”发展以及合理配置空间等措施来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
　　水资源、土地供应、交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紧张状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得到改善，以资源和环境来计算人口承载极限，往往是经不起推敲。
　　北上广的“大城市病”确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
　　1、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应不足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不应怪罪在外来人口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应不足的的问题似乎也日益突出，上学难、看病也难。人们于是认为外来人口进城会分享原有居民的福利，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既得利益。但谁都知道，公共福利在中国是与户籍制度严格绑定在一起的东西。
　　以广州为例，广州现常住人口大概有1355万，但户籍人口不过794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剩下来的这些在广州工作和纳税的500多万非户籍人口，不仅没有挤占所谓“已到极限”的公共福利，反而为现有的公共福利总量做出了巨大奉献。
　　事实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应不足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学难不是因为孩子太多，而是资源配置不当让托儿所和中小学校容量严重不足。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学龄人数减少，北京曾大量裁并学校，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裁并措施到2010年才停止。
　　由于规划和教育部门的失职，孩子减少就大量裁并学校，现在因为缺乏预见自然就无法给增加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至于看病难，根源更是在行政化配置使得医疗资源不均衡，而非外来人口增加。并且，公共服务的总量也是可以改变的。
　　2、交通拥堵的原因在于城市交通布局，减少人口对减缓交通拥挤效果难持久
　　阻击人口流入甚至赶人离开还有一个直接理由，就是交通拥堵。高峰期纹丝不动的车流、水泄不通的地铁，人们的自然反应是抱怨人口太多因而认同人口控制，毕竟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外地人回乡过年，北上广深的道路和地铁突然变得宽松了。
　　这些特大外来人口流入城市的交通严重拥堵不可否认，以北京为例，美国《外交政策》2010年评出世界五大交通拥堵城市，北京名列榜首。但首“堵”并非因为人多：首先，道路交通方面，根据Demographia提供的数据，与国际上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不算太多，事实上，北京的拥堵与道路布局更相关。
　　而地铁方面，根据学者黄文政、梁建章整理的数据，如果把年客运量除以运营里程的比率作为拥挤指数，北京地铁的拥挤度在全球10大地铁系统中排第8位，只是由于城区的地铁密度不高，才导致人口密度大的中心区相对拥挤。而人口减少将使得建设道路和地铁的需求和财力也相应减少，那么减少人口对减缓交通拥挤的效应虽立竿见影却难持久。
　　3、至于治安恶化、房价高企等问题，也非赶人可以解决
　　治安问题是城市发展的伴生因素，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对立会使犯罪率增加。人口处于流动性的情况下，治安问题可通过加强公共服务来解决，一味的“赶人”适得其反；而房价除了受人口规模，更受发展模式、分配机制、金融政策和经济周期影响。
　　过去30多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的人口虽然大幅增长，但人均住宅面积也在不断攀升。与1980年相比，北京城镇人口增加了数倍，而人均住宅面积增长3倍以上。日本在1990年经济泡沫化以后，东京和大阪等地人口还在增加，但房价却下降一半以上。美国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但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各地房价也经历了大幅下跌。
　　不应为特大城市妄设“人口天花板”
　　事实一次次证明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
　　“人口天花板”（或城市承载力）并非什么新概念，常常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引用，却一次次地被人口增长的强大现实所突破。1983年出台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把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而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规划（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已达1382万人；《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而2012已超两千万的。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上海、广州等城市。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直言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
　　地方政府为什么对这个伪命题念念不忘？事实上，当大城市在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恰恰因为政府部门当初对于人口增长的趋势缺乏科学判断造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增加城市的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这些短时期内不可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