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现实的歧视就消失了吗

　　文龙之朱
　　农民工表述存废话题再起。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重这一建议，9月17日，深圳市人社局发布答复函，称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深圳市人社局的答复函尽管十分严谨周密，小心翼翼，似乎生怕因为言语上的不慎而冒犯了农民工。但地方劳动主管部门的政策善意，似乎也仅限于加大对农民工所做贡献的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率和影响力等等，更多的实惠，没啦。
　　这当然让人失望。不叫农民工，改称来深建设者，貌似高大上了，可实质上又有什么改变？
　　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很难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尴尬处境，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发生变化；农民工穷其一生都在建设亮丽的城市，却很难通过自己的劳动就地转化为市民的困境，也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破解；农民工辛辛苦苦打工谋生，却往往在年底不能足额拿到工资的风险，也没有因为一名之改而降低
　　至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关切的，并非改名，也不是加大宣传力度，而是一些切切实实的政策举措。比如，能否加快机制体制改革，让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再如，能否构建长效机制，逐步接纳农民工在城市扎根，实现身份转化等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客观而言，农民工这个词公开使用已经几十年了，据考证，这个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一直以来，这个词只是一个中性词，并无歧视意指。只是在后来，因为待遇差，社会美誉度不高，加之一些地方由来已久的排外性政策，使得这个称谓带上了某种程度的歧视意义，甚至被认为是城市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也因此，多年以来，各界一直不乏给农民工改名的热情。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提交了取消农民工统一称工人的建议。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不合时宜，应该取消。另据《大河报》2012年1月报道，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有歧视，应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此称谓。
　　其实，是不是叫农民工，对于农民工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真正重视这个庞大的人群。特别是，在劳动力红利正在衰减的当下，如何关爱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关注老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二代等；如何打通输出地与输入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相关的困扰就一天不会解决，而累积日久，必然会成为发展的巨大障碍。
　　社会各界的关注，应该更加聚焦到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难题，应该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立足于社会发展、个体完善、利益增进等大的命题展开，而不是总在找一些讨巧的话题，扰乱公众视线。
　　农民工称谓的存废，不在称谓本身。与农民工浮萍一般艰难的生活现状相比，叫这个还是叫那个，并不重要，也谈不上歧视不歧视。外来工、农民工、流动工人，都无非是一个名号而已。比名更重要的，是千万亿万实实在在的人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亿万农民工来自国内偏远的乡村、小城镇，可能在一个城市呆得稍稍久一些，也可能倏忽而来，飘然而去，停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此间是否有工可打、有业可就、有事可做，以及拿不拿得到钱。他们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很单纯，也很脆弱，单纯到了不识工地以外的任何有名场所，脆弱得就像一棵风中的飘萍。城市日渐完备的社保体系里并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乡人。只有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时，他们才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农民工这种漂泊无根、缺乏保障的状态，注定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城市化，就是城市如何化这些进城农民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必须有所行动的问题。一代壮年农民工把青春留在城市，把老病带回乡村的蓄水池，这样的城市化注定是畸形的、危险的，其对城市、乡村的伤害是双重的。
　　当下，在农民工的问题上，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是将农民工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让劳动者得到应得的社会美誉。城市要开放门户，真诚地接纳农民工扎根下来。一句话，只要制度、政策上的障碍消失了，至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会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消失，反倒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