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乾隆大猪蹄子乾隆大猪蹄子意思介绍

　　如果乾隆知道网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称号叫大猪蹄子，你们觉得他老人家会高兴吗？不过历史上乾隆的性格还是比较认真的，管制也都比较严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惹怒了皇帝反正都是没好下场的。不过为什么要叫乾隆大猪蹄子呢？感觉好像也不是什么褒义词，毕竟形容一个人是猪蹄总感觉有些不雅而且不妥。怎么说乾隆皇帝也是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的人物，怎么会得到如此羞耻的称号呢？不过具体还是要看看乾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吧。
　　傅恒是谁？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福康安（可能是《还珠格格》里尔康的原型）他爹。这是你知道的全部吗？
　　如果是，这个几乎是清代历史上最年轻的首辅大臣、出将入相的文武全臣、皇帝最喜欢的小舅子、乾隆时代上层社会流行风向的引领者泉下有知的话，也许会觉得有些无奈。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为由康熙帝赐名的圆明园。
　　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圆明园赴宴，在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弘历是胤禛的序齿第四子，母亲地位卑微，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就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诗书。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子弘皙曾被抚养于宫中。
　　65年后，已经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允禧教他射箭，庄亲王允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副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
　　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康熙帝皇帝还特定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
　　果然乾隆皇帝活到了89岁高寿，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皇帝，也有20多个儿子，不信命，可乎？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康熙皇帝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
　　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
　　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
　　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允禵与康熙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允礽的死敌，而康熙帝一心想保全允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实际上早在祖孙相见的前一年，胤禛已经刻意安排弘历在康熙帝近侍面前背诵经书，并随即请求将他送往宫中随侍学习，但如果没有弘历优良的表现，这个布局也是枉然。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
　　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衤我）、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当时仅余一兄）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之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
　　雍正皇帝刚即位数月，就将立储遗诏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封函中，立弘历为皇太子，一直保存到十三年后雍正皇帝驾崩后取出，乾隆皇帝即位。
　　傅恒是父亲李荣保第十子，如果按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病逝时不满五十岁推算，则他的姐姐在雍正五年（1727年）被指定为宝亲王弘历嫡福晋的时候，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乾隆二年（1737年），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时父亲已经过世，长姐对未成年幼弟的呵护与慈爱应该不难想象。这种爱自然也会影响到身为姐夫的乾隆皇帝，在傅恒去世十余年后，乾隆皇帝在诗中回忆：世臣更近戚，丹诚素所信。命之习政事，干才亦日进。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
　　乾隆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
　　乾隆八年，擢户部右侍郎；
　　乾隆十年六月，军机处行走；
　　乾隆十一年十月，授内大臣；
　　乾隆十二年三月，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銮仪卫事；
　　乾隆十三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四月，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月，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晋保和殿大学士
　　短短八年时间里，从正六品蓝翎侍卫一跃成为含金量最高的正一品保和殿大学士（大约相当于从司局级干部成长为国务院总理），这份履历里饱含着来自姐夫那深挚的爱与期许。特别是在内丧爱妻、外丧王师的拂意之年（孝贤皇后崩逝与讷亲兵败金川），乾隆皇帝将希望寄托在了年尚不满30岁的傅恒身上，认为他矢志笃诚，必能使壁垒一新，功成迅速、此任非傅恒不能胜，此功非傅恒不能成。并且赐诗勉励他：慰余西顾久，嘉汝赤心良。期待之高，毋庸多言。
　　长驱空朔漠，驰捷报明王
　　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有人为你提供舞台，而自己又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演出。
　　与讷亲（乾隆初年宠臣）、高恒（慧哲皇贵妃兄弟）相比，傅恒显然的成功的。这种成功首先体现在他在乾隆皇帝自诩十全武功中的出色表现。
　　史书中的傅恒有三大军功经略金川、平准噶尔、往征缅甸，如果再加上平定乌什回乱，十全武功中在他任首辅期间完成的便占了一半。
　　这固然与富察一门世代尚武的家世有关，但也是他不辞劳苦、经略有方的结果。在赴金川途中，为了不延误军情，他带领部队日行二百余里晨夕驱驰、纪律严明，经天涉山时，天寒路线，他拒绝骑马，称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遂与兵士一起步行七十余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内乱，在朝臣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傅恒力主一战，并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调度等工作中，被乾隆皇帝叹为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
　　傅恒出征缅甸更是临危受命，包括侄子明瑞在内的三任云贵总督接连因战阵不利而自杀或被杀，以中止诚难存国体为由的乾隆皇帝却依旧完全不能接受朝臣关于罢兵的建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傅恒在缅甸前线沾染瘴疠之气，恰缅王请降，就此草草收兵，算是保全了乾隆皇帝的大国颜面和自己的一世英名。
　　第二年七月，班师回京的傅恒没能康复，病逝于京师，享年不满五十岁。
　　傅恒的病逝让已年近六旬的乾隆皇帝不胜震悼。早在傅恒出征缅甸时，老皇帝便曾寄诗给他，称世上谁知我，天边无故人。临丧之际更是感慨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一年后，他巡视天津，忆起傅恒班师后君臣的对话，再次长叹朴齐即景依然也，前席言人何往哉！
　　大约在乾隆皇帝的心里，贤妻的爱弟只有一个，朝臣中由自己几经教导、几经历练的也只有这一个傅文忠公了吧。
　　谨慎谦下，世人感佩
　　傅恒能在纶扉二十三年圣眷不减，除了出自于乾隆对皇后的轸念外，关键还在于自己出色的办事能力。
　　首先，傅恒是被乾隆皇帝亲自调教出来的。他比一般的朝臣更了解皇帝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常常可以贴合皇帝的心意，在傅恒的奏报中，经常有类似于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的朱批，可见一斑。
　　其次，傅恒本人明敏练达，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傅恒任职军机后，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小到乾隆皇帝的日程安排、仪式典礼的规范制定等等，每日经办事务繁冗庞杂，傅文忠公文学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反覆思之，无以易也。他的这种才干往往让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乾隆皇帝曾经在傅恒出征金川时抱怨说：
　　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15：00），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傅恒）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在办事能力之外，身处高位的傅恒在官场留下了每多谦冲、惜才爱才的英名。傅恒的谦和除了体现在知进退、懂得韬光养晦力辞荣宠外，主要体现在待人用人上，诸如孙嘉淦、阿桂、卢焯、孙士毅、汪由敦、毕沅、袁枚等贤臣名士都收到过傅恒的提携礼遇。
　　宿儒赵翼在笔记中回忆称，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生活困顿，傅恒见他貂帽破旧不堪，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可是当时正值年关用钱之际，这钱自然被拿去贴补家用了，第二日上朝时自然只能还戴旧帽子，公一笑不复言。名臣舒赫德获罪被籍没家产远戍边地，傅恒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时朝廷上下大小臣工感佩其德，久之不衰。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历史对傅恒的盖棺定论还是比较正面的，认为他首辅军机二十余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对乾隆盛世的形成有功于一代。
　　可是，傅恒毕竟是傅恒，是一个成长在勋爵之家的官四代，是深受姐夫爱护的盛世国舅，当他身上养尊处优的贵族习气影响到官场上的时候，无疑开启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大门。
　　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居住的府邸在规格与装饰上都比照王府规制，据朝鲜使臣李德懋的记载，傅恒死后他的儿子福隆安出卖家中珍玩，价值银八十万两。
　　钟表是乾隆时代中西交流中比较受皇室喜爱的奢侈品之一，傅恒不但自己拥有西洋钟表，就连仆从也无不各悬一表于身。
　　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表针尚未到指定时刻，便迈着方步进入会场，结果发现皇帝已经端坐良久，情急之下踉跄而入，值班的侍卫调侃他：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皇帝接过话头道：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吓得他免冠叩首、惊懼不安者累日。
　　当然，傅恒用来维系自身奢华生活的开销并非来自于贪腐，乾隆皇帝对他的恩赐确实足够丰厚，可是作为首辅大臣，这毕竟不是件好事。宗室昭琏在《啸亭杂录》中对此即有所批评，认为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西洋怀表，产地为瑞士、英国、丹麦等，不知道国舅爷用的是哪一款
　　值得一提的是，傅恒对长袍马褂成为民国时期的礼服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原来，清代男子便服本为长及脚踝的袍和外面长及膝的褂，而衣长仅及脐的马褂是专门在外出行猎、出征时候穿用的行服。大概是常年在军中办事，傅恒习惯了马褂的短小便捷，于是班师回京后也经常穿用，世人因此称呼对襟马褂为得胜褂，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为了适应日常穿着，人们对对襟马褂进行了改制，袖口收窄、衣服长度延长到腰间，改制后的马褂也称卧龙袋或额伦代、鹅翎代等，逐渐成为一种半礼服性质的外衣。
　　清末时，内穿长袍或长衫、外套黑色暗花纹对襟马褂俨然已经是社会主流的正装装束，并被国民政府列为国民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