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自述为什么在暴行中他们不受良心的谴责

　　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一种灌输，自以为是天生高贵者，完全沉醉于这种想法，对自己的行为丧失了责任感。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完全相反的灌输，认为自己是人下之人，是贱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上等人，也沉醉于这种自甘卑贱的想法，同样地看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是那些中等阶层，他们的想法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上以卑贱者自居，对下以高贵者自命，同样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责任。我们可以看看那些首脑人物进行检阅时的情景：高头骏马，华美的制服，胸前佩戴的各种勋章，首脑人物在举枪致敬的士兵面前缓缓走过。所有的人，从最高首脑到各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处于极度自我陶醉的状态，此时他们可以做出在通常情况下决不会做的任何事情来。不过像这种检阅、出征仪式、宗教仪式、加冕典礼等场合下人们感受的沉醉还是短时性的。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从皇帝到上街巡逻的警察，都会有一种长期的沉醉状态。正是这种将人们分为贵贱的欺骗，再加上由此而产生的沉醉于权力或自我卑贱的状态，使得人们在从事那些跟国家有关的暴行时感受不到良心的责备。由于这种沉醉状态，人们在自己和他人心中不再是真实的本人，而成了想象中的特殊人物如贵族、商人、省长、法官、军官、皇帝、部长、士兵等，他们首先要履行的不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作为上述角色的职责。那个为了那片树林而起诉的地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平常人，而是一个大地主，一个贵族，跟周围农民完全不同；他认为农民对树林的要求是对他的不敬，因此他要起诉他们。把这片树林判给地主的法官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认为自己不是平常人，任何人都必须服从他所掌握的真理，而他的判决是不会错的；他对法律条文的盲从，是出于对权力的卑躬屈膝。而其他所有参加到这一事件的人，从批准部长报告的皇帝到召集士兵的军官、欺骗士兵的神父以及准备向自己的父老乡亲开枪的士兵，都是由于沉醉于权力之中或对权力卑躬屈膝。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自己和他人的眼中，他们已经不是实际上的自己，不是可以作出道德选择的人，而是种种想象中的人物，如受命于天的皇帝、生来就高人一等的贵族、受到上帝特别宠爱的神父、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士兵等等。那些乘坐火车去鞭笞和屠杀农民的人，尽管知道道理是在饥寒交迫的农民一边，仍然可以为了那个脑满肠肥的地主得到3000卢布而去镇压农民，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省长、官吏、宪兵、军官或士兵，必须去做这些角色所要求的事情。
　　要对这种怪事作出解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都被催眠了。据我所知，人在处于催眠状态，会按照施行催眠术的人的指令，作为一个想象中的角色去行动。例如，给指令者说他是一个瘸子，他就会一跛一跛地走路；如果这人说他是瞎子，他就什么也看不见；如果说他是野兽，他就会张嘴咬人。处于这种被催眠状态的，不仅是这些乘坐火车专列的军官和士兵，任何把社会角色的责任放在首位而不考虑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责任的人，都是处于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受到被灌输的思想的影响，完全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不加任何思考地去做那些被灌输或被暗示去做的事情。他们跟那些真正的被催眠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是受到突然的外在影响而在短期内接受了想象中的角色，而他们是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周围人的影响，逐渐地、无意识地变成现在这种状态。有人会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无论在哪个社会，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儿童、妇女、干体力活的人、生来就胆怯的人以及所有受到尼古丁、酒精、鸦片等毒害的人，由于不能进行独立思考，总是要服从那些智力高超的人，或者服从家庭和国家中的权威人物，或者服从社会舆论。这一点也不荒谬或反常。的确，这并没有什么反常之处，但现在社会的状况并非如此。在现在的社会里，那种陈旧的较为低级的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动摇，新的社会舆论开始建立，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于是人们一方面开始根据新的认识来评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又继续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坚持那些已经过时的原则。他们既想服从新的舆论，又下不了决心来破除旧的舆论，因此处于一种动摇不定的反常状态。这个火车专列上的军官和士兵，正是在如何对待基督教揭示的真理上，处于这种动摇状态。他们并不是没有良心，而是他们的良心被麻醉了而已。那些有权下达指令的各级官员，是受到自我暗示的麻醉；而那些执行命令的士兵，受到的麻醉则是上等阶层灌输给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是从外面来的麻醉。他就像一个被催眠者得到一个戕灭人性的指令，例如要他去杀死自己的母亲或孩子。他受到指令的压迫，不得不走向将要被害的人，然而走得越近，他那被压抑的良心发出的反抗之声也就越是强烈。于是他不断地想要停下来，挣扎着止步不前，也就是要从被催眠中苏醒过来。这时我们很难预测他做出什么事情来，是继续执行荒谬的指令，还是停止自己的行动。一切都取决于这两种意向之间力量的对比。
　　在过去的时代，那些进行征战和实施惩罚的人在完成任务后，没有任何悔恨和疑虑，在杀人之后照样心安理得地回家和妻儿亲热，尽享天伦之乐。而现在做同样事情的人们却已经知道或近乎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以不去面对事实，让自己的良心归于沉寂；然而只要他们直面现实，让良心说话，就不能不看到他们实施暴行的后果。乘坐这个专列的军官和士兵按照指令前去鞭笞和屠杀自己的兄弟，谁都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实施这一暴行。不过越是接近行动地点，他们的疑虑就越是强烈，而到了要开始行动的那一时刻，这种疑虑就到达极点。这位省长在最后下达鞭笞或屠杀命令的那一时刻，肯定会想起此前类似事件激起的公愤，他自己也受到舆论的影响，对当事人采取谴责的态度。而且本来应该一同前往的检察长却借故不来，以逃避参与暴行的责任；他也知道，政府的情况也在随时变化之中，今天当成功绩的东西明天就成了罪状；他还知道，这一镇压事件发生后，即使俄罗斯的报纸不予报道，国外的报纸肯定会报道这一暴行，从而让他臭名昭著。他已经感受到新的社会舆论，同时他对士兵在这一时刻是否会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的态度是犹豫的，谁也无法预料他最后会采取什么行动。同行的官员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参加这种暴行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在鞭笞或屠杀这些可怜的农民后，他们感到无颜在那些淑女或贵妇人面前讨好献媚；他们也怀疑士兵是否会服从命令。尽管他们表面上神态自若，在车站月台上来回踱步，在内心深处是犹豫彷徨，无所寄托的。这种感受随着行动目的地的接近会越来越强烈。
　　至于那些士兵，他们入伍时间不长，对原先那种正常、善良、合理的生活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大都是农民的子弟，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镇压自己的农民兄弟；他们大都可以识字断文，看的书籍中有些证明了这类行动是违反道德原则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对他们造成影响；这些都导致他们怀疑自己的行动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尽管他们一直受着那种让人服从命令的训练，只要听到全体射击或预备，放就会不自觉地举起步枪，发射子弹，然而现在不是在打靶场上，而是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那些妇女和孩子也在人群之中，向他们呼叫着什么。难道要向这些人开枪？只有上帝知道这些士兵最后会怎样行动。不过只要有人向他们指出，这种事情时绝对不能做的，或者只要暗示一下，就可能阻止他们的行动。
　　这些乘坐专列前往镇压的军官和士兵就像一个被催眠的人，他获得的指令是要劈开一段木头，当他举起斧头要砍下去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或者有人向他说明，这根本不是什么木头，而是他那还在入睡的兄弟；这时他既可能继续按照指令行事，也可能苏醒过来，停止行动。同样的，这些军官和士兵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可能幡然醒悟，也可能醒悟不了。如果他们不能醒悟，暴行就会发生，而且他们和其他人所受的旧思想观念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如果他们醒悟了，这种暴行就不会发生，而且会让许多人进一步摆脱旧的观念。
　　天国就在你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