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史记》能流传下来？

　　诚邀，谢谢。
　　我认为能流传下来原因有三：
　　第一，应该感谢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以帝王专制为核心的等级制度。这种专制实质上也是赤裸裸的“一人治”，使统治者完全凭主观情绪来决定仕人的升迁罢黜，那么在这种率性而为的用人体制下，汉武帝拥有无上的权威。
　　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史记》，就取来写景帝和写自己的两部本纪，结果没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颂德，勃然大怒，删去了这两部本纪，后来这两部本纪就只有目录没有内容。但汉武帝并没有下令毁掉这部他认为“诽谤”的书，他为什么不加以干涉呢？要知道，同样英名一世的唐太宗就干涉过国家史官，不让其记录影响自己形象的事。但汉武帝偏偏容下了这个“谤史”，其度量之大，也是其他的皇帝所不及的。
　　汉武帝崇尚武功，八方远征，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在乎史官的言论。也可能汉武帝自知与其阻止，还不如放开，让其流传。他汉武帝坦坦荡荡，有什么是非功过，任凭后人说去吧！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推测，但是，汉武帝只须一把火，就能让它灰飞烟灭，让《史记》胎死腹中。甚至象秦始皇一样，“焚书坑儒”，要了太史公的小命。他毕竟没这么做，正说明了他的伟大。也正是汉武帝的大度，中华民族才多了一座思想的高峰，才有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传世。
　　在此多说一句，相比汉武帝，司马公倒显得气量狭小。东汉明帝诏问班固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于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汉明帝认为，司马迁讽刺时政过于激烈，违背了儒家“以礼节情”、“温柔敦厚”的诗教，虽然获得了个人的名声，却非忠臣义士。东汉的司徒王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虽然这些评判有些极端，但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司马迁自己曾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入狱受刑并非因为写《史记》，而是李陵之祸。司马迁出狱后发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他似乎没有对汉武帝的不满作什么修改。因在“李陵降敌”一事上思想观点的迥异把司马迁抛掷到了汉武帝立场的对立面，在他的笔下，没有了汉武帝的追逐匈奴的丰功伟绩，也没有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雄才大略，有的只是那个好大喜功、迷信方士的冷酷帝王。司马迁不仅揭露了汉武帝虚伪的人才政策，对其穷兵黩武之举更是大加批判，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汉武帝封禅求仙的迷信之举。虽然《史记》因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特点而不避“为尊者讳”，在此，我倒认为太史公有“挟私报复”的嫌疑了。
　　第二，得益于《史记》这部作品无可匹敌的伟大价值。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太史公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史记》是司马迁历经十三年，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史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史记》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史记》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了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第三，得益于中国历代史官唯真求实、秉笔直书、宁死不屈、恪尽职守的气节及对统治阶级的震慑。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实际是说了两件历史典故。
　　晋灵公以襁褓之身继承了霸主文公的君位，国事由重臣赵盾代理。灵公无道，赵盾外逃（未出国境），后赵盾侄儿赵穿在桃园弑杀灵公。后晋国史官董狐记载下：“秋九月乙亥，赵盾弑其君于桃圆”。赵盾辩解道弑君者赵穿，为何说是我？史官董狐说：你未出国境。赵盾无奈，只好认可史官董狐的行为。在这里，他也没有杀史官董狐。另一个典故是：春秋的姜氏齐国在庄公时期，国政开始由权臣崔杼、庆封把持。庄公通崔杼夫人棠姜，在崔府“抱柱而歌”，崔杼借此在府中弑杀庄公。后齐国史官太史伯记载下：“崔杼弑其君”。为崔杼所杀，后太史伯的两个弟弟也和哥哥一样，最后崔杼无奈，只好任“崔杼弑其君”永载史册。这两个故事，不管是“赵盾弑其君”也好，还是“崔杼弑其君”也好，都是反映了史官的气节。
　　中国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难，并没有吓倒后来者，他们不畏艰险，冒死直笔写史的精神气节代代相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史家应有的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秉笔直书史事，才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传诸后世。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也正因此，对统治阶级形成极强震慑，使他们不得不有所忌惮。
　　最后，简述一下《史记》流传过程：司马迁在《史记》的结尾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这就是史学大家的智慧，即使京师的副本遭遇意外，还有藏之名山的正本留存。那么，这两个版本，后来又是怎样的结局呢？据文献记载，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至宰相，终于把《史记》公诸于世。这就肯定地说明，最后通过杨郓之手公诸于世的，是“藏之名山”的《史记》正本。
　　整个西汉年间，对史记还是比较推崇的。刘向杨雄等大儒都赞赏过。褚少孙等人也奉旨增补过。由于涉及本朝历史，而且对汉武帝有着极大的批评，因此西汉朝廷对《史记》控制极严，《武帝本纪》甚至直接删改了许多。因此，《史记》在西汉流传并不广泛，直到东汉前期，《史记》仍常是单卷别刊。魏晋之间，流传稍广，士大夫家多有其书。南北朝之间，史官和史书开始受到重视，《史记》的价值日渐凸显，史记被列入乙部（也就是史部），《史记》就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成了史部经典，正史第一。到了《隋书经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更被具体改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家的地位更加固定，《史记》也就成为史部第一，史家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