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多方支持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选战激烈，在创新的话题上，有一方把硅谷高科技的成就拿出来，显示这些是民间自发创造力的成就；另一方则指出，这些发明专利和不断升级换代的产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健全的基础建设，从道路桥梁到法律制度，给创新制造了条件，完全把功劳归于个人和企业是很片面的看法。
　　同样的道理，在全球供应链的运作中，公共设施、各种物流及金融的配套，也是促成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重要因素。一般人津津乐道苹果公司如何在加州设计的iphone，采用了日本的芯片，台湾和韩国的零部件，后在大陆的制造基地组装后，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这成为一个典型的全球化分工和企业家创造能力的案例，而背后各地政府的作用，在关键的时候，以制度和政策的力量来支撑和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要登上产业升级这个台阶，成败取决于政府如何有效地与民间互动。
　　近沈连涛与肖耿两位专家撰文，重新审视了供应链背后政府服务的作用。供应链要不停地适应环境，随着全球客户的需求、品味和选择，协调生产。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供应链的基地，其制度安排，所做出的贡献，尤其关系于未来的发展，倍受世人瞩目。
　　这几年，外贸企业经过磨练，理性地认识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个行业会长期受到人工、资源、人民币升值等制约，但是也体会到自己的许多优势在继续发挥作用，不能急着产业升级，而忽略了原来产业中还没有完全释放出的潜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要紧紧跟进原来占优势的领域中的新发展，快速找到自身定位，新的制度安排对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供应链的飞速发展依托于科技。专业化和信息流通在全球大面积下展开，促成快速反应、零库存与集中调度成为可能。然而近一些有关供应链整合的讨论中，却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这些提升利润和效率的经典定律，强调考虑供应链中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而如果供应链过于简约，虽然短期内便于操作，抗震的能力就薄弱。与其好高骛远地追求革命性的创新，不如把微型创新嵌入供应链的每一个层面和步骤中。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可能来自天灾，也可能出自各主权国内政策的变化，日本海啸及福岛核电站出了问题，东亚供应链就乱了套。而且一个产业发生了问题，在供应上会波及到许多几乎不相干的产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打击房地产市场，由于美国新建住房开工的低迷，影响到锯木屑的供应，养猪业不得不另外找替代品。如果供应链上的一个环节断裂，考验企业的就是在短的时间内，另找供货渠道，降低传统供应受阻带来的冲击。总结这些教训，就是要从供应链转变成供应网，必要时，可以绕过这个脆弱的环节来保持供应的畅通。
　　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云计算应用的普及，手边有了海量信息，数据如何使用，如何分析，化地了解客户需求，从而量身定制出在问题发生前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新工具的有效利用，就加强了新的竞争力。这样的全方位的工作不是个人所能做到的，而需要企业同心协力，在合理制度的推动下，共同创造价值。例如，电子商务贵在交货的速度，缩短反应的时间，如何能在一分钟内做好从拿单，到仓库取货，再到贴上标签发货。这些程序上的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依托。
　　速度还要延伸到速率，涉及到现金及存货的流转。这又回到要有弹性和应对能力化的供应链。大家都在谈要采取供应的多元化，分散风险。由于新供应源的出现，供应链不再单一，从土耳其，越南到缅甸，地区的分布遍布五大洲，所以要结合效率，形成区域性的供应网，以及抢占供应网的制高点，成为地区供应链的调度指挥中心。亚洲地区内，新加坡很明显地在这上面下功夫，以此为一个重要的追逐目标。
　　这种灵活度高的供应网的模式，意味着以前的管理模式就必须改变，目前顾问公司挂在嘴边的是一种伙伴式的组织，决策权下放，维系各伙伴间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一改以往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这种转变需要一种新的人才，不是只会听话、执行命令的办事人员，而是思想敏锐，在客户想到问题之前，就已经替他们设计好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创新型经理，把服务推向更高的层次。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求变的意志强，上下有共识，经济特区和地方为了出口，尝试各种法律行政和物流的方式，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在土地、劳动和税收上的优惠，改善了商业环境；中央层面，国企银行改制上市，基础建设和资源型的改进，带动了市场发展。进入2013年，大家关注的将是中国能否复制以往的成功。诚然改革面临的阻力重重，金融危机以来的四年多，不少当时看来很前卫的政策，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经不起折腾。但是求变求新的意愿是正确的。
　　政府在过去作为推动增长的引擎功能和成效有目共睹。当区域性竞争在改写游戏规则时，政府的角色就更加不能忽视了，必须加快提供创造竞争机会的环境，整合信息，密切关注供应链中出现的新情势，协调地方与全球规则的冲突。时不我与，这种紧迫性已有共识，且看如何付诸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