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境移民到总统大选，复旦大学教授带你观察西方政治新现实热博

　　话说，转眼就要兔年变龙年。
　　但不少人都发现一个bug，往年最受重视的岁兽，今年居然糊弄得格外不走心。
　　比如最先火起来的五道口“兔儿龙”，直接把去年兔子的耳朵砍了，安了个龙头套：
　　有人将它的象征性意义解读为：2024虽是新的一年，但不过是2023的伪装罢了。
　　这何尝不是对最近一个月以来国际上诸多大事的隐喻过去的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正在原封不动地重临我们的生活现场。
　　比如，1月底，争论多年的美国边境移民问题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激烈对抗拉开序幕。联邦政府要拆边境墙，而得州偏要修，双方的对抗直接上升到了军事级，“美国内战”一词在2个世纪后又重回舆论视野。
　　没过几天，又有消息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与其团队商讨，一旦重返总统宝座，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有可能征收60关税。
　　而放眼欧亚大陆的西端，从乌克兰到红海，过去数十年发生的一切似乎仍在反复上演
　　对于这些西方政坛中的变化，远在万里的我们，似乎都能从逐渐变绿的理财产品、越来越低迷的KPI、越来越卷的职场中切身感受到。
　　所以，该如何理解眼下的世界，不仅仅出于一种纯粹的知识好奇，更有着强烈的现实驱动力，因为这会深刻影响到每个人对未来人生的谋划与布局。
　　站在这个时间点，阿信要为你隆重推荐一本新书《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演变》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在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等领域深耕多年。
　　政治学研究与国家现实利益高度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传统视角的政治学理论在解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时极易产生误读。
　　包刚升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与观察，在《演变》一书中贡献了一种难得的全新视角，原创性地提出了“西方政治的新现实”这一概念。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在推荐语中写道：
　　包刚升在《演变》中同当代西方多位著名政治学家展开学术思辨的对话，其广度和深度为中国政治学界所罕见。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来年，西方政治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变化，有的变化远远超出许多人的预期。用流行的说法就是，“黑天鹅事件”在西方世界频频上演。
　　包刚升
　　在我们阅读、观看国际新闻时，往往会习惯性地借用既有理论对其进行描画，比如最近几年的热词，“民粹主义”，但在包刚升看来，这种错误极为典型。
　　旧的理论不能描述新的现实，《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与思想，你会发现，曾经毫无关联的竞选新闻、地缘冲突、贸易保护在这种新框架下得到了一致性的回应。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在一个与世界连接更为紧密的时代里，这本书或许是一本我们走向未来的实用指南。
　　2024年，阿信愿将它列为“值得你精读”的第一本思想之书。
　　西方政治面对着怎样的“新现实”？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1世纪10年代，西方国家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仿佛已经搅乱了原先的政治秩序，使整个世界不再安宁。
　　这些重大事件包括：
　　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2016年英国在公投中竟然选择启动脱欧；
　　2017年法国极右翼代表人物玛丽娜勒庞首次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决赛；
　　2017年德国成立仅5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2023年11月举行的荷兰大选中，主张“脱欧”和反对少数宗教的右翼政党赢得大选，成为议会最大规模政党；
　　所有这些都让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稳健派、温和派、中间力量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担忧。他们纷纷开始这样问：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
　　到了最近两三年，如果暂且不论处于西方世界边缘地带的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内政治表面上已经从“动荡周期”回归到了“平稳周期”，但这种相对平稳无法掩盖的是，西方内部许多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已经悄然改变。
　　拜登刚就任美国总统时喜欢说“美国回来了”，但目前他的民调支持率并不高，究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以及哪位政治家能在下届大选中入主白宫，尚未可知。
　　英国固然在保守党领导下已经完成了脱欧，一个政治相对平稳的英国似乎又回来了，但这些年保守党内阁并不稳定，短短几年内首相已数易其人。
　　在法国，代表中间派稳健力量的马克龙再次当选总统，但勒庞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赢得了创纪录的选票，比例高达四成以上。
　　在德国，温和的中左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依靠自由民主党与联盟90绿党的支持而居于执政地位，但德国政党体制碎片化程度还在提高，德国选择党依然是议会五大主要政党之一。
　　这些都意味着，目前的西方世界看似平稳，实则仍然处于暗流涌动的局面。
　　所有上述政治现象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简单来说可以将它概括为全球化及其反弹。
　　全球化在西方世界的国内方面导致了两个问题。
　　一，由于全球化，一些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趋势，一些特定社会阶层因此受损；二，全球化在国内推动了更多移民加入美国、欧洲这样一些国家，而移民又带来了新的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在国际方面，由于全球化，美国和欧洲更多地看到了它们跟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比方说跟中国、跟俄罗斯之间。这样一些东西也导致了西方社会内部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样综合起来，便构成了《演变》一书所说的“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理解西方政治的一种新范式
　　“现实主义的复兴”
　　西方政治领域近些年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常常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但包刚升在《演变》中指出，这显然是一种误读。
　　这些现象的背后固然有民粹主义的因素，但民粹主义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比如，最近闹得火热的得州边境墙事件，就是观察美国政坛现实主义政治的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2月28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这样说：“我们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却让我们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任何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边境的英文是border，过去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少会专门讲这个词，更不用说强调所谓保卫边境的问题了。
　　而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许多重要讲话都提到如何保卫美国边境的问题，他的基本主张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颁布部分伊斯兰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
　　为什么特朗普当时要反复强调美国必须保卫自己的边境呢？难道美国边境面临着被别国入侵的危险？当然不是，是在讨论美国的移民问题和移民政策。
　　类似的，欧洲政治最近10年中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从英国人在2016年公投中选择脱欧，到玛丽娜勒庞两次闯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角逐，再到德国选择党的快速崛起，都凸显了欧洲政治的某种新现实。
　　这些政治新现象的背后，其实都有着相似的政治诉求。包刚升将这种政治诉求简单总结为20个字：“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
　　而这种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观念，显然是与西方继承自古希腊罗马的主流观念政治理想主义相背离的。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马克斯韦伯等。而后者的智识群体更为庞大，康德是代表，并诞生了美国《宪法》、《世界人权宣言》等一大批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经典文本。
　　基于西方政治理论中这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传统的分化，包刚升在《演变》中引入了一组关键的新概念，即“硬政治”，及其对应的“软政治”。
　　语义上讲，前者可以被视为“艰难的政治”，与之相对，后者则是“容易的政治”。前者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较高、冲突程度比较高，而后者反之。
　　在“软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更有可能尊重宪法、尊重基本的政治规则，或者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规则共识。
　　但在“硬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一旦认为，政治分歧是根本性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身与政治对手是无法和解或无法妥协的，他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击败对手，甚至是彻底摧毁对手。
　　如果是这样，政治博弈更有可能走向无规则的状态，尊重宪法和规则共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演变》的基本观点是，21世纪10年代以来的欧美政治可能正处在从“软政治”向“硬政治”的过渡阶段，或者说西方世界的“硬政治”正在回归。
　　因此在这种视角下，民粹主义不是欧美政治趋势的主要方面，大家认为的民粹主义很多时候只是伪装了的现实主义。
　　在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这种趋势的实质是普通大众先于主流精英回归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当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要求国家采取某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就是民粹主义。
　　当一个普通公民感知到周围异族移民大量增加、处在恐怖主义袭击新闻报道的恐惧情绪之中，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是民粹主义。
　　这些诉求不过是向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
　　而从选举政治视角看，有新兴的“政治企业家”率先发现了这一尚未被传统主流政党满足的选民“蓝海市场”。这样，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与大众政治的结合，不过是在选举政治中撬动建制派的一种有效策略。
　　因此，用现实主义而非民粹主义来理解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勒庞兴起、德国新选择党的成功，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理论视角。
　　西方政治新现实中的新变量
　　移民
　　既然西方政治进入了某种新现实，那么推动这种现实形成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包刚升在《演变》中引入了一个新变量人口。
　　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象往往都是由许多变量的共同作用引发的。国内层面的个人理性、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权力竞争、制度结构等变量，国际层面的大国权力竞争、民族国家利益等变量，都是用来解释西方世界政治现象的常见变量。
　　但《演变》强调的是，促成西方政治新现实的，主要并不是旧变量，而是新变量。
　　在所有新变量中，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又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这两个变量都发生着较缓慢的变化，直到最近一二十年，这种缓慢变化的累积才终于促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后果。
　　西方世界近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的是全球化引发的政治反弹，有的则是人口结构巨变的产物。
　　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由此导致的西方国家内部主导族群与少数族裔之间民主价值观的分化、两者政治认同的落差，以及族群宗教分化指数的增加，已经引发了政治分歧的上升并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冲突。
　　历史地看，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在包容不同文化、同化移民以及以制度化方式处理政治分歧方面拥有优势。
　　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外来移民族群与宗教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即国家需要恪守“政治正确”原则与移民群体声张政治权利之间的某种不对称结构。
　　在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驱动的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如果国内社会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形成政治认同，就会削弱西方自由民主政体。
　　所以，西方国家能否在政治上同化异质性较高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方的政治前景。
　　如果沿袭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会继续恶化。
　　《演变》指出，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的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最值得关注的3个
　　西方世界的新变化
　　最近，在接受阿信采访时，包刚升教授表示，他现在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大家都在关心的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现在有一种风险，它会导致美国的左右撕裂进一步加剧。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接下来，美国最高法院会有一个裁决，就是关于前总统特朗普选举资格的问题。包刚升认为无论答案为何，都会成为美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左右撕裂的话题。所以这对美国来说，接下来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今天的美国选民，一部分对拜登满意度很低，另外一部分对特朗普满意度很低。很多美国人会面临在两个并不是支持度都很高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包刚升在《演变》这本书中也系统讨论了移民问题。大概中间有两三个章节都专门讨论移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它背后的逻辑。
　　对于今天的欧洲来说，它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变。它原有的基督教人口、白人人口，增速在降低，甚至在出现负增长。而来自中东、北非的原有的少数宗教的这样一些人群的比例在不断地提高。
　　如果这个趋势一直维持下去的话，我们可能用不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时间，欧洲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巨变。
　　如果人口变化的话，欧洲的基本政治格局从长远来说将会发生不可逆转的一种变化。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讨论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我们其实还是很关心他们内政的变化会对世界和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对外政策不是外交本身决定的，而是内政决定的。那么如何理解内政呢？
　　包刚升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我们一定要理解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我们只有带着这样一种新范式、新方法和新变量，理解西方世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们对外政策接下来会发生这样还是那样的变化。
　　我们也许无法准确地预判每一次重大的变化，但是这样一些视角和眼光，至少为我们预估、预判这样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